在古人眼里，都城的意义可不简单。始建国者总是巧妙地通过都城的具体规划和布局，将它跟王朝的政治、文化相关联，甚至赋予其国家意志和政治意蕴。于是，在都城的营建过程中便常常会出现一些相关的故事或谶语，这些神谶在今天看来虽然荒诞不经，但在当时却有着深刻的现实的政治意义。东魏邺城的营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公元534年，以洛阳为都城的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孝静皇帝元善见即位后，于同年十一月下诏迁都邺城。次年，在邺北城之南增筑南城，俗称邺南城。两个东西并峙的新生政权都自称“魏”，与江左萧氏共成鼎立的局势，此刻正朔名分对政权而言就益显重要，而新都城的选址和建设无疑是一个绝好的契机，统治者自会不失时机地周密筹划。于是，在建城的过程中出现了如下的故事：

 

《邺中记》载邺南“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高欢以北城窄隘，故令仆射高隆之更筑此城。掘得神龟，大踰方丈，其堵堞之状，咸以龟象焉”。这就是著名的“筑城得龟”的故事。它不仅告诉我们在修建邺南城的过程中挖掘到一只神龟，而且还说明了邺南城的布局是依照龟象来设计的。

 

统治者编造这个故事的用意何在？解读这个故事还得从经学与政治的关系谈起。永嘉乱后，由于河洛名士的南迁，尊崇汉代经学传统的河北经学成为北学的主体。汉代的谶纬之学自然也在其承继之中，因此北方经学的一个特点便是杂以谶纬占侯。邺南城的营构由高隆之负责，主要参与施工设计的有辛术、李业兴、张熠等。其中李业兴是一位精通术数、善用谶纬的儒士。他因博闻多识而得以具体负责邺南城的设计，带领画工勾描蓝图，极有可能是这个神谶的始作俑者。

 

漳河洪水经常泛滥成灾，邺地的土豪和巫婆曾相互勾结，搞“河伯娶妇”坑害百姓。魏文侯二十五年（前422年）西门豹治邺的掌故，人所共闻。但是，漳河洪水经常泛滥成灾的情形在南北朝时仍没有太大改变。这一点与大禹治水传说的背景相同，或许给李业兴等人带来一种创意的灵感。

 

“洛出书”说的是大禹在洛水（即洛阳地区）治水时有一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龟背上的纹路就是所谓的洛书，大禹根据纹路的指示治理了天下的水患。而禹得洛书存在治水及受舜禅等不同说法，这种多义性客观上也给了李业兴之流自如发挥的空间。将这个谶纬置于当时天下鼎峙的政治格局中，恰好反映出故事的始作俑者以邺城为天下之中的企图，这就是将邺城营造成天下文化、政权的正统所在。事实上，邺南城的建设正是围绕着这个宗旨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