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搞清楚的是；现在的闻喜县是古代的曲沃。《史记•晋世家》说：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号为桓叔”。这个时间是在周平王26年，也就是公元前745年，从考古学年代上讲属于西周晚期，1989年在闻喜发掘的这批墓葬时代上限早不过西周晚期，那么是否可以认为闻喜这批西周晚期或者说春秋早期墓葬就是晋国桓叔那一支的家族墓地，因为缺乏可靠证据，目前尚不敢下此结论。

 

在考古界，关于曲沃和闻喜的争论对“刖人守囿”车发掘地域的确定，会不会产生影响呢？

 

1992年在天马——曲村遗址上发掘的这批晋侯墓地，时代上限可至西周早期，属于唐叔虞的一支。公元前679年，唐叔虞这支晋国嫡系家族曾被他们的旁系——曲沃桓叔家族取代。随后，这支家族的势力逐渐壮大，陆续吞并了周围的许多小国，晋献公、晋文公就是曲沃桓叔家族的后人。

 

从历史文献记载看来，曲沃和闻喜二者的关系对“刖人守囿”车发掘地域的确定并无影响。可是，闻喜发掘的这件小巧器物在当时奴隶社会下的实用意义却依旧令人费解。

 

1977年，河北文物工作者在平山县发掘出中山国的墓葬，其中出土了诸如牛、犀、虎、小圆壶等一些比较精致的小铜器，这几件小铜器上均有铭文，被称为“看器”。所谓“看器”，也就是专供玩赏的玩具和艺术品。据考古所专家介绍，“刖人守囿”车也应该属于看器的一种。但是，无论这些物件铸造得如何形象逼真，都远远不及“刖人守囿”车的华美。

 

涤尽一世色不变，隐秘千载韵不衰。正如张崇宁所言，这些形象逼真的动物在青铜器上的集中体现，反映的不仅是古代铸造工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与史籍中有关“刖者使守囿”的记载相符。至此，从闻喜掘出的这辆六轮挽车也就成了印证史书的重要实物之一。

 

“给这件器物定名是最具意义的事，全国仅此一件”，张崇宁说，“刖人守囿”之名完全符合古意，此名确定后，在国内还没有人提出异议。

 

他笑言：“自从考证这件器物的论文在文物报上发表后，所里乃至全国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位专家提出过任何不同的看法，只要谈到它，使用的名称就是‘刖人守囿’。这不像铜奔马，今天你说个这，明天他说个那，专家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

 

那么，铜车制作别致精美，价值究竟大几许呢？

 

张崇宁介绍，虽然眼前这件小铜车奢华玲珑，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功用大，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只是专门作为艺术欣赏的工艺美术品而已。若非要谈及其用途，仅可能是当时的贵族用来把玩的小物件，或者说是贵族为了增强娱乐性，用以收藏小饰件的一个简单容器。

 

目前，“刖人守囿”车的发掘、定名，以及详细考究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之前谁也不会想道，这件来之不易的青铜国宝已经在闻喜这片土地下安静沉睡了两千余年。

 

岁月总是洗练着品格，人如此，物亦如此。对世人而言，它的往事已被载入了尘封已久的史册，但在考古界，在寻觅文化的路上，无数项包囊着对文化发掘、探究与思考的浩瀚工程却远远没有结束。或者说，这才仅仅是个开始。

 

记者：当时为什么要把发掘地点定在闻喜县上郭村呢？

 

张崇宁：那是因为在1989年发掘的前一年年底，闻喜丘家庄村一个村民家的院中发现了一座战国墓葬。这座墓的发掘我未参加。当时，机关只派了一个老探工马刚师傅去处理这一临时性工作，我去后他们已经由丘家庄转移到了上郭村。

 

马师傅让我看了他们挖出的文物，有玉镯、玛瑙镯、龙形玉佩还有铜镞（箭头）等。他们为什么从丘家庄转移到上郭村我就不得而知了。我之所以去，是因为当时的副所长陶正刚对我说，那里现在没有业务干部，马师傅只是一个工人，不符合发掘工作的要求。再者，国家文物局规定，各省考古工作均要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政策，不得随意主动发掘。当时上郭村既没有基建任务，又没有大规模的盗墓现象，为什么要到这里发掘，我心中虽略有疑惑，但并没有感到大为不可，因为是领导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