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是指中国春秋末年（公元前453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威烈王封三家为侯国。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的记载就从这一事件开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因此韩、赵、魏三国又被合称为“三晋”。

 

 

三家分晋初期分布示意图

 

 

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

 

 

晋无公族

周代各诸侯国通常都将公室子孙分封为大夫，各家大夫都有封地，以血缘关系作为公室的屏卫。而晋国骊姬之乱时，晋献公却逐杀诸公子，从此晋国不再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史称“晋无公族”。到晋成公时以“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赵盾又将各家异姓大夫代为公族，晋公室的力量由此衰微，对于作乱的异姓卿大夫没有可靠的制约力量。

 

六卿

晋文公、晋襄公时，狐、赵、先、郤、胥等氏颇有权势，以后又有韩、魏、栾、范、荀氏等强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后，十余家卿大夫控制了晋国政局。经过激烈兼并，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赵、魏、韩、范、智、中行氏六家，称为“六卿”。

 

春秋末期，范氏﹑中行氏两家被灭，晋国只剩下智、赵、韩、魏四家卿大夫，其中以智氏最强。专擅晋国国政的智伯瑶恃强向韩康子、魏桓子索得土地，在向赵襄子索地遭拒后，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攻打赵氏，并胁迫韩、魏两家出兵。赵襄子退居晋阳固守。智伯围困晋阳两年而不能下，引晋水淹灌晋阳城。危急中，赵襄子派张孟谈说服韩、魏两家倒戈，放水倒灌智伯军营，大破智伯军，擒杀智伯瑶。三家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地。此战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544年（晋平公十四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同晋国的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相见晤谈后，神奇地预言：“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

 

其实此时晋国执政者有六卿，韩、赵、魏之外，尚有范、中行、智氏三家。公室卑弱，六卿强大，政在私门。但是，韩、赵、魏三家的优势还不明显。然而正是这样的形势，导致私门与公室的斗争，以及六卿之间相互争夺兼并的斗争愈演愈烈。前458年（晋出公十七年），智氏与赵、韩、魏灭范、中行氏而共分其地；前456年，四卿又驱逐晋出公而立晋哀公。晋国的政局至哀公之立而进入一个新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四卿并立，智伯最强，晋国的国政由他一人专擅。晋哀公即位，即是出于智伯的主张，因为他与哀公之父友善，利用私人的关系可以影响和操纵哀公从而控制晋国的大局。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智伯又设法把范、中行二家的领地全部攫为已有，从实力上进一步巩固了政治地位。

 

智伯名瑶，是智宣子之子。当初智宣子要确定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劝他不如立智宵。智宵同是宣子之子。智果认为智瑶各方面优点很多，仪表魁伟，武勇善射，多才多艺，能说会道，性格刚毅果决，能挑剔的地方不多，可就是有个致命的缺点，道德品质不好。也就是说，智瑶是那种有才无德之人。智果对智宣子说：“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还是确定以智瑶为继承人。智果毅然与智氏家族断绝关系，在晋国太史处立案，自立一宗，称辅氏。

 

智伯继位后，确实大有作为，内政方面灭范、中行二氏，驱逐晋出公，拥立晋哀公，独擅国政；外事方面一次兴兵伐齐，两次率军讨郑，战功赫奕，威震诸侯。然而在他取得如此成就之时，自身“贪而愎”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贪包括贪得无厌，好大喜功，骄奢淫佚；愎包括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大权独揽之后，使得他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智伯在蓝台与韩康子、魏桓子宴饮，竟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并且侮辱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智国进谏，说这样做恐怕会招来祸患。智伯大言不惭地说：“难将由我，我不为为难，谁敢兴之!”似乎韩、魏诸家的命运已被他掌握在手中，谁对他也是无可奈何。智国举出晋国历史上郤氏、赵氏、栾氏、范氏、中行氏等家族遭难的例子，都是因为仇家伺机而动所致。如不谨慎从事而经常结怨于人，那大祸临头的日子就不远了。并说：“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夫谁不可喜，谁不可惧？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蚊子、蚂蚁、黄蜂、蝎子这一类昆虫都能害人，与强宗巨卿的主君和家相结怨，能不提防吗？智伯把这样的规谏当作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

 

智瑶向韩康子要地，韩康子想不给。段规说：“智瑶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一定讨伐我们，不如姑且给他。他拿到地更加狂妄，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向人动武用兵，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韩康子说：“好主意。”便派了使臣去送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智瑶大喜，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要求，魏桓子想不给。家相任章问：“为崐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来要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官员的警惧；我们给智瑶地，他一定会骄傲。他骄傲而轻敌，我们警惧而互相亲善；用精诚团结之兵来对付狂妄轻敌的智瑶，智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智瑶又向赵襄子要蔡和皋狼的地方。赵襄子拒绝不给。智瑶勃然大怒，率领韩、魏两家甲兵前去攻打赵家。

 

赵襄于见形势于己不利，决定退守以避敌锋芒。他最后决定：“其晋阳（今太原市南晋源镇一带）乎！先主之所属（嘱）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

 

晋阳是赵氏经营多年的根据地，以前邯郸叛乱时，范、中行氏支持叛者，赵简子就曾退保晋阳。动员军民准备严阵以待三家来犯。

 

前454年（晋哀公三年），智伯率韩、魏二家围攻晋阳，鏖战3个月，仍无法破城。于是改用长期围困的办法，决晋水灌向晋阳。围困一年多，城中变为汪洋泽国，“沉灶产蛙”，灶膛成了青蛙的家园；城内人们只好“悬釜而炊”，吊起锅子来做饭；粮食吃完，竟至“易子而食”。然而，“民无叛意”，依然协助赵襄子坚守。

 

晋阳城被水所困，“城不浸者三版（二尺为一版）”。智伯见赵氏指日可灭，踌躇满志，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忘乎所以地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魏、韩二人听了这话，马上联想到自家的事，魏桓子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运城市附近，属魏），韩康子想到绛水可以灌平阳（今临汾市，属韩）。魏桓子用胳膊肘暗捅韩康子，康子踩了一下桓子的足背，二人心领神会，已包藏着反戈一击的杀机。

 

智伯对韩、魏二家的动静毫不在意，满以为大功垂成，韩、魏二氏不足为虑。倒是他的臣属中有个叫郄疵的人注意到一些端倪，提醒说：“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不解，郄疵给他解释说，原来已经和两家约好，攻灭赵氏，三分其地。现在晋阳城马上要被攻克，两家之君不但面无喜色，反而有忧虑之态。如果他们真有这种顾虑，那是一定要反的。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并且将他的话转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可能也包含着试探之意。韩、魏二君当然矢口否认，还说这是谗臣替赵氏游说，离间三家的关系；真是那样的话，韩、魏两家放着就要到手的赵氏土地而不顾，却去冒风险同智氏作战，岂不是很愚蠢？智伯相信了韩、魏二君的狡辩。二君出门，郄疵进门，对智伯说，他说的那些话怎么能告诉韩、魏二君呢？智伯反问郄疵怎么会得知，郄疵说从那两个人的神态上就可以看出来。智伯始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反，郄疵自己想到个脱身避祸之计，请求到齐国出使去了。

 

赵襄子派张孟谈秘密出城来见韩、魏二人，说：“我听说唇亡齿寒。现在智瑶率领韩、魏两家来围攻赵家，赵家灭亡就该轮到韩、魏了。”韩康子、魏崐桓子也说：“我们心里也知道会这样，只怕事情还未办好而计谋先泄露出去，就会马上大祸临头。”张孟谈又说：“计谋出自二位主公之口，进入我一人耳朵，有何伤害呢？”于是两人秘密地与张孟谈商议，约好起事日期后送他回城了。夜里，赵襄子派人杀掉智军守堤官吏，使大水决口反灌智瑶军营。智瑶军队为救水淹而大乱，韩、魏两家军队乘机从两翼夹击，赵襄子率士兵从正面迎头痛击，大败智家军，于是杀死智瑶，又将智家族人尽行诛灭。只有辅果得以幸免。

 

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赵襄子对智伯怨毒最深，还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油漆，做了饮器。智伯的家臣豫让发誓要为智伯报仇，多次行刺赵襄子，甚至不惜毁容易貌，变为癞痢形状，吞下火炭弄哑了嗓子，在街市上乞讨为生，寻找机会。但是，终于没有成功，遭擒而死。智伯的遗业只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刺客。

 

前437年，晋哀公去世，其子柳继位，是为晋幽公。幽公之时，晋公室已毫无权威，幽公非但不能号令韩、赵、魏三家，反而自己得去朝见三家之君。公室只保留了绛（当为今山西侯马市之新绛）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二邑，其余的晋国土地全被三家瓜分。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但襄子死后，其弟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赵烈侯。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

 

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晋烈公十七年），周王室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与晋侯并列。单纯从合法性的角度看，这一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

 

 

关于智伯与赵襄子结怨一事，史籍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左传》结尾处记载鲁悼公四年（前74年），智伯率军伐郑，其时赵襄子尚为赵氏太子，随军出征，在攻入郑都城门之际，智伯命赵襄子先入城，襄子请智伯先入，智伯当时就口出恶言，说：“恶而无勇，何以为子？”智伯认为襄子缺乏勇气，不敢入城，况且相貌又长得那样丑恶，怎么还能做太子！由此赵襄子十分忌恨智伯。《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出公十一年（前464年），智伯伐郑，赵襄子为将领，智伯酒醉之后，给赵襄子灌酒，还殴击襄子。赵氏的家臣纷纷要求以死相拼，襄子劝阻了大家，并说正是因为自己能够忍辱，才被父亲立为太子。他内心里对智伯的怨恨自是不言而喻。然而返国后，智伯居然还给襄子之父赵简子做工作，要他废除襄子，另立太子。简子不听。

 

智伯结怨最早、最深的还是赵氏，具体地说，是赵氏家族的主君赵襄子。早在赵襄子继位之前，已与智伯积怨甚深。这两处记载虽然有差异，但都是智伯侮辱赵襄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处都有智伯对襄子为太子的不满，企图动摇他的地位。《史记》中所载，智伯竟是要干预赵氏的家政，这就更引起襄子的愤恨。赵襄子的太子地位可谓来之不易。襄子名毋恤，因其母为赵简子侍婢，又是狄人，本来没有资格继承赵氏的基业。然而他的识见与才干逐渐被简子认识，受到宠爱。一次，简子对几个儿子说，他把宝符藏在常山（今河北曲阳西北）上，谁先得到有赏。诸子回来俱无所得，只有毋恤说他已得到。他说，从常山居高临下攻击代国，可以吞并代国，这就是宝。简子认为此子果有雄图大略，确实可以作为继承人，继续发展赵氏的势力。于是废太子伯鲁，立毋恤为太子。智伯企图阻挠毋恤掌权，自然是想尽早去除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从而遏制赵氏。这对于雄心勃勃的赵毋恤来说，能不恨之入骨吗？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三家分晋”成为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同时也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封建制度的确立。

 

（责任编辑：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