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孟子的生平，我们所知道的不多，主要的资料来自《孟子》一书。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孟子荀卿列传》时，所根据的大概也只是这本三万多字的书。

司马迁先“感叹”一番，然后写了一百多字的介绍。他说：“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这段介绍肯定了孟子是一位儒家学者。子思是孔子的孙子，而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因此从孔子到孟子是第五代。孟子先是“道既通”，所通的自然是“唐虞三代之德”以及“仲尼之意”；接着，他效法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认定自己肩负“木铎”的使命，周游列国，希望有机会“得君行道”。《孟子》一书所记载的，主要是他的言论与事迹。从战国时代的大趋势看来，孟子的观点显然不切实际；从孟子的具体遭遇看来，连他自己也承认并未成功。但是他树立了一个典型，使后代读书人在敬佩与效法之余，不免心生感叹。

司马迁是历史学家，他的感叹如下：“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他在本文所谓的“夫子”，是指孔子；如此一来，孟子确实秉持了孔子的原则，由于看清了利之为害，就大力宣扬仁义。如果读到“梁惠王”这一问就要“废书而叹”，那么大概很难念完《孟子》全书了。

《孟子》一书共有七篇，每篇再分上下，所以在编排序号上，就有十四个部分了。篇名分别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前六篇皆以人名为篇名，取自各该篇开头的人物，只有《尽心篇》例外。那么，这本书是如何写成的？

如果是孟子亲自执笔，那么他的学生，如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为什么会称“子”呢？“子”是对男子的尊称，用于前辈、老师身上，或客套之时，孟子没有理由对这些学生一再称“子”。其次，古代诸侯的谥号是死后才定的，那么，像梁襄王、齐宣王都是比孟子晚死的，孟子怎么可能知道他们的谥号呢？这两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就是：孟子完成了《孟子》一书的主要内容，在他过世之后，学生万章、公孙丑等人再加以修订出版，所以会有上述两点情况出现。

关于孟子的生平年代，至今并无定论，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372至289年之间，亦即战国时代（公元前475至221年）的中期。当时存在的还有二十国左右，其中七国争雄，都想兼并天下。合纵连横的谋略大为盛行，而孟子依然以自信的口吻说：“仁者无敌。”由于没有一位国君可以做到仁者，所以孟子的理论也无法获得验证。但是，光是凭着他与梁惠王（亦即魏惠王）与齐宣王这两位大国君主的对话，能让他们时而惊喜，时而沮丧，时而愤怒，时而盼望，虽然最后没有产生重大成效，也足以流芳千古了。

活在乱世之中，孟子的一些小故事并无确切的证据，譬如，他小时候，母亲担心他受环境影响而“三迁”；他念书不用心，母亲就“断机杼”；以及，母亲不允许他为小事而休妻等。圣贤身边总是环绕着一些具有积极意味的故事，不过，对孟子来说，能够学习孔子之道，温故而知新，加以发扬及应用，进而著书立说，自成一家之言，以实至名归的方式被尊奉为亚圣，或许这才是值得一争的千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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