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人可分为五品：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鲁哀公问孔子道：“请问如何行事就算是庸人呢？”孔子回答说：“我所说的庸人，嘴里说不出有道理的话，心里不知思虑；不懂得选择贤能善良的人，把自己托付给他，让他分担自己的忧困；行动没有目的，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每天都在忙于选择事物，却不知道什么东西可贵，盲目跟从外物的驱使，却不知自己应该有个什么归宿；放任利欲侵害自己的本性，心情日趋败坏。像这样行事的人，就算得上是庸人了。”鲁哀公说：“好。请问如何行事算是士呢？”

 

　　孔子回答说：“我所说的士，虽然不能穷尽各种道术，但总要有所遵循，虽然不能事事做得尽善尽美，但总要能够落实。所以士对于知识并不求多，而是追求所掌握的知识达到精深的程度；他们对于言语也不求多，而是追求使自己讲的话精当；他们还不妄求多做，而是追求用最恰当的方式来做事。所以对于他们，知识既然已经取得了，言语既然已经说出来了，行为既然已经发生了，就好像是生命、肌肤不可改变一样。因此，富贵并不足以替他增加什么，卑贱也不足以损害他什么。能够这样行事的人，就称得上是士了。”

 

　　于是鲁哀公又问孔子如何行事才算是君子。孔子回答说：“我所说的君子，说话讲求忠信，但内心并不以道德高人一等自居；行为讲求仁义，但并不露出得意的神色；思考问题明白练达，但言辞并不锋芒毕露。这样就让人觉得谁都能够比得上他似的，这就算是君子了。”

 

　　尔后，孔子又向鲁哀公讲了贤人的标准，就是“行动合乎规矩，又不觉得本性受到压抑；言语足以为天下效法，但却能保证自己不为人言所伤；掌握着天下的财富，但却没有不义之财；恩惠遍及天下，而自己又不用为贫困所忧虑。能做到这些，就算得上贤人了”。

 

　　接着孔子又向鲁哀公讲述了大圣的标准，他说：“我所说的大圣，是通达大道、有无限的应变能力，明了万物情性的人。大道，就是借以变化而造就出万物的法则；情性，就是生来如此，难以变换的本性。所以，他要做的，是辨别天地间的万物，他对事物的明察洞悉就好比是日月，他还要像风雨一样普施于万物。他的态度虽说是平平和和，但他的行为是不可仿效的，就好像是天的儿子，他的行为是人们不可理解的，百姓们浅薄，所以不可能认识到他所从事的事情。这样的人，就叫做大圣了。”

 

　　孔子对于人物的这段品评，最基本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人能不能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识大体。以此为根据，孔子把人分为庸人、士、君子、贤人、大圣五个层次。应当看到，在这些层次之间有精与粗的差别，更有大道与小道的差别。其实，在孔子看来，鉴别人的标准与一个人自我修养的标准是一致的。孔子树立起这个一般的对人的衡量标准，实际上在于他期望人们对于人生都有一种理性的自觉。

 

　　春秋时期，一代名臣百里奚在虞、晋、楚、秦四国的不同遭遇就很好地说明了识才方能用才、用才方能兴国的道理。百里奚曾为虞国大夫，但虞国国君不认为他有多么高明，在与晋国作战时，他虽屡谏良策，但虞君不信也不用，致使虞国被晋国所灭，百里奚与国君一起成为晋国的俘虏。晋人也没有发现百里奚是个人才，于是在晋秦联婚时把他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送往秦国。后来，百里奚逃亡时被楚国人抓住做奴隶。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是个贤才，想用重金去赎，又怕楚国知其身价不给，便降低其身价按照奴隶价格去赎。他派人到楚用五张羊皮将百里奚赎回。这时，百里奚已年过七十，秦穆公与他畅谈三天，发现他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任之为国政，号称“五羚大夫”。后来，百里奚又向秦穆公推荐了蹇叔，两人一起为秦穆公竭智尽力，为秦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做出了巨大贡献，使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虞、晋、楚不善于识才，致使百里奚这样的良才未有机会显露出来。秦穆公慧眼识才，知人善任，终成霸业。其实，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凡属盛世，必有明君，明君之明，首先在于识人善任。李世民识得并使用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贤相，所以形成了一斗米只值三钱、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平盛世。唐玄宗误识并任用杨国忠、李林甫这样的奸臣，造成“安史之乱”，自己也不得不在尘土飞扬中仓皇出逃。用人不同而有如此大的利害悬殊，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明君之治，患不知人，明君之德，莫大于知人。

 

古今时世不同，但“国之兴亡，务在得人”的道理相同。如果说古代“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那么，今天领导者之德，亦莫大于识才。领导者善于识才用才，各种人才能才尽其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因此，人才考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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