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与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但这四个故事，是否是民间的创造，其中的人物是否是民间的人物，值得商榷和研究。譬如孟姜女的故事，孟姜女的原型是杞梁妻的故事，杞梁妻的故事并非出自民间，最早的记载，出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到汉魏之际，采用杞梁妻故事入诗者，唯有曹植一人和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中有。曹植《精微篇》的“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崩”和《黄初六年令》中的“杞妻哭梁，山为之倾”，为其中的重要文献。后者曹植写于黄初六年，以杞梁妻哭梁，山为之倾倒，来说明“精神可以动天地金石”。不论十九首还是曹植，都还不能属于所谓民间的范畴，而是属于贵族文化，诗人文化的范畴之中，这是无可争议的。也有学者争辩，说孟姜女和杞梁妻并非同一个故事来源，但专门研究孟姜女的学者们一旦离开杞梁妻的原型，就立刻失去了史料的凭依，孟姜女的故事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牵牛织女星的演变，也同样如此。牵牛织女原本是天上的两颗星座，一直到所谓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和曹丕曹植的诗文作品，才将其转化为男女相爱不能相见的故事，由于十九首这些诗作找不到作者，因此，后来才将这个故事附会为民间的传说。我认为所谓十九首，主要是曹植和甄氏所作。甄氏和曹植，这对在人间不能实现爱情自由的恋人，才是真正牛郎织女故事真正的创造者。

　　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看《梁祝文化论》（周静书、施孝锋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版），非常可喜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民间传说研究的视阈之内，停留在所谓田野调查，而是将梁祝作为一种历史的真实存在来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包括对有关梁祝问题研究史的梳理，对于梁祝产生十大地域的学理辨析，采用大量的文献资料考证，从而得出了令人颇为信服的初步结论。根据该作所提供的诸多资料来看，梁祝故事最早的记载，应该见于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和《会稽异闻》。明代学者徐树丕在《识小录》中讲述过梁祝故事，然后评说：“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金楼子》一书在明代散佚后今无完本，《会稽异闻》也不见传书。

　　最早能见到的梁祝故事记载，见于中唐张读的《宣室志》：“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其告父母为聘，而祝氏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理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参见该书20页）在这里，梁祝传说中的“同装、同窗、同葬”的主要故事情节已经具备。鄮城在今宁波。宁波，公元前222年，秦定楚江南地，置鄞、鄮、句章3县，属会稽郡。

　　根据北宋大观元年明州（今宁波）知府李茂诚《义忠王庙记》（又称《梁山伯庙记》）所载，梁山伯于东晋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生于会稽，还记载了祝英台殉情时间为梁山伯死后两年之暮春，以及梁祝读书之地为“钱塘”（今杭州），墓葬之地为鄮西九龙墟等。这些史料，无疑让人信服梁祝之事，确实史有其人，文献甚多，只不过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加以传奇化、小说化，譬如其中“地裂而埋”，“化蝶而飞”等。

　　梁祝同在钱塘同窗读书，六朝时期并未进入到科举时代，根据王瑶先生的相关论证，这个时代的教育和文化由贵族世家所垄断，梁山伯被举荐为鄮令：“后简文帝举贤，郡以神（梁山伯）应诏，诏为鄮令。”自魏文帝九品中正制以来，门阀世族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可知，梁山伯和祝英台都不是所谓民间人物，梁祝文化，应属于传统的世家贵族范畴之中的文化现象。

　　一向所说四大民间传说之首的梁祝故事，实际上却是东晋时代的士族文化产物，这是我在开始阅读斯作时候所始料未及的，但它，确实是我阅读之后的深切而真实的体会，同时，它也应是令我们深思而回味无穷的一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