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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对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2010-04-20 10:13
来源:鉴真东渡 作者:乐敏
在日本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演变过程中,圣德太子年轻时即熟习儒家经典。他制定了《冠位十二阶》,以打击世袭的氏姓贵族势力。十二阶冠位的名称即是以儒家德目命名的。

 儒家文化对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在日本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演变过程中,最早试图进行改革的是圣德太子。他在603—604年间推行了所谓的“推古朝改革”。圣德太子是中国文化的仰慕者,年轻时即熟习儒家经典。603年十二月,他制定了《冠位十二阶》,用不能世袭、依能力而定的官吏位阶表示身份高下,以打击世袭的氏姓贵族势力。十二阶冠位的名称即是以儒家德目命名的。其顺序是德、仁、礼、信、义、智,每个德目又分为大小两阶(如大德、小德、大仁、小仁等)。在“德”之下的“仁、礼、信、义、智”被中国西汉的董仲舒视为“五常”,可见影响圣德太子的已不仅是孔孟时代的原始儒学,而且有西汉以来经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改造的、适应中央集权统治的后儒思想。
 
在604年四月公布的《十七条宪法》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十七条宪法》并非法律,而是对官员的道德训诫,它表明了圣德太子推行社会改革的指导思想,为未来的封建国家制度勾画了蓝图。其中的第十二条说:“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提出“君”(即天皇)是国家的惟一最高统治者,是国土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表明圣德太子试图实行天皇的最高土地所有权和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这一思想显然来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是《诗经·小雅·北山》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孟子·万章》的“天无双日,民无二主”的模写。《十七条宪法》还规定新社会秩序下的“君、臣、民”关系准则,也反映了中国儒家“德治”、“仁政”思想的影响。其中“王土王民”思想后来日渐扩大影响,成为日本皇室与氏姓贵族斗争的理论依据,最终在“大化改新”中变为现实。
 
大化改新是日本古代最重大的变革,标志着日本进入封建制社会。其主要推动者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都深受中国封建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的教师南渊请安是圣德太子派往中国大陆的留学僧,是大化改新的幕后人物。他在中国留学长达32年,是留华时间最长的留学僧。由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和南渊请安这些人组成的大化改新领导集团根据中国儒学的政治理念和唐帝国的范例实行各项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改革措施是将皇室和贵族所有的土地和人民一律收归天皇所有,成为“公地公民”,然后实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王土王民”的儒学思想即是支撑这些制度的理论支柱。
 
为了进一步说明天皇权力的正当性,日本统治者还引进了中国儒学的“天命观”,使天皇对国土和人民的所有权以及绝对权威在传统的皇祖神天照大神以外又增加了一个来源,即来自儒学的至上权威“天”。这种权威泉源多元化的观念,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成为日本社会通行的政治理念,在8世纪初制定律令时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儒家的“德治”、“仁政”等思想也被日本统治者所采用,在《十七条宪法》、大化改新的过程中,以及8世纪制定的律令和历史著作《古事记》及日本模仿中国正史编写的官纂史书《六国史》中均有明确的反映。这些政治理念不仅是当时日本统治阶级的个人教养,而且对整个奈良、平安时代的政治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祭祀孔子的“释奠”仪式进入宫廷,则最形象地表现了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政治与儒学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自701年起,日本开始模仿中国举行“释奠”仪式;从767年开始,在祭仪结束后还要举行“殿上论义”,即在天皇的面前讨论儒家经典。直至12世纪,宫廷中都按期举行“释奠”和“论义”。
 
自大化改新至12世纪后期,儒学思想通过由中央的大学寮、地方的国学和大学寮别曹以及私学组成的日本学校系统向全国传播。在奈良、平安时代的几百年间,数以万计的日本青年在这些学校中诵读《论语》、《孝经》等儒学经典,使儒学知识从宫廷传播到更多的官宦之家。
 
另外,日本自645年孝德天皇开始,历代天皇均使用年号,沿袭至今,其来历也源自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天命”观和祥瑞灾异思想的影响。天皇年号所用字样大多来自中国典籍。自645年孝德天皇使用“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天皇年号的总数为247个,约出自中国106部典籍,如《尚书》、《周易》、《诗经》等儒家典籍,也有从其他著作中选用的与儒家政治思想有关的字样。
 
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天皇经常更改年号,这是受了中国儒家的“天命”观和祥瑞灾异思想的影响。中国殷周时代的神秘主义的天道观或天命观认为,天道、天命主宰人事,而且天会垂象示人。为政有德,则天示人以祥瑞;为政失德,则谴告以灾异。人们难以解释的自然界的重大异常现象,被视为天表达自己意志的手段。孔子虽继承了殷周的天皇观和天谴论,但只是偶而言之,并不特别重视它们。但战国后期的儒者已经开始受到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推演阴阳灾异,增加了迷信色彩。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则把大量的迷信成分加入到儒学中,对《春秋》所记的天变灾异再加以广泛的穿凿附会。受中国的影响,日本天皇也往往出现所谓的“祥瑞”或“灾异”时改元。
 
明治维新后,天皇实行“一世一元”,不再改元,也不再宣扬“祥瑞出现”之类的迷信,但年号仍出典自中国儒家典籍。如“明治”年号出自《周易》、《孔子家语》、《尚书》,“大正”年号出自《周易》,“昭和”年号则出自《尚书》。
 
到9世纪后半期,日本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日趋瓦解,大贵族和佛教大寺院不断侵吞公田,使班田制难于实施,外戚藤原氏的专政则使天皇集权的官僚制度也遭到破坏。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的衰落使日本儒学丧失了对它的社会需要和支持它的政治力量,早期日本儒学开始走向衰落。到10世纪上半叶,开始出现大学寮地位下降、地方国学的孔子像损失不复修、释奠礼器被窃等现象,大部分国学也不再举行“释奠”礼。1177年四月,一场突发的火灾烧毁了大学寮,更是使其从此关门停办,标志着早期日本儒学的凋敝。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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