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清室曾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由沈阳运抵北京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售日本人，且价已议定，为120万元。此事被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获悉，于是他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其事遂寝”。

 

沈兼士先生对民族文化真可谓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然而，现在却很少有人知道沈兼士了。如果不是他与《四库全书》的关系，我对他也可能是只知其名。我先是请教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和他的夫人杨贺松老师。他二人帮忙从北京大学校史办查来了沈兼士的有关生平资料。然后走了几家图书馆，查阅相关书籍，对沈兼士终于有了一个初步印象。

 

沈兼士，出生于1887年农历六月十一日，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他19岁时东渡日本求学，入东京物理学校。时章太炎先生居东瀛，沈兼士拜其门下，并加入同盟会。归国之后，一度在嘉兴、杭州执教。1912年秋到北京，受聘于北京大学。

 

1914年，沈兼士同鲁迅先生相识，并过从甚密，书信往还，经常聚首，《鲁迅日记》中曾多次提到沈兼士。1922年，沈兼士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他带领学生及同仁将久积凌乱的故宫清代档案整理出来，受到蔡元培先生的高度称赞：“有功史学，夫岂浅鲜。”也就是这一时期，他成功地阻止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外流。国宝免遭劫难，沈兼士立下大功。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沈兼士同鲁迅、马幼渔、钱玄同等人站在一起，发表了七人签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正义斗争。1926年，他随鲁迅先生同赴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不久返回北京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1929年，他进辅仁大学，任文学院院长。这一年5月，鲁迅从上海北返探亲，重见了当年的老友，曾不无感慨地写信给许广平说：“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老朋友沈兼士本色依然，深得鲁迅信任。

 

抗战开始后，沈兼士滞留北京，仍在辅仁大学执教，与同人英千里（英若诚之父）、张怀等秘密组织“炎社”（后又改为“华北文教协会”）进行抗日斗争。这些人的抗日行为，最终为敌宪所闻，侦骑四出，并被列入黑名单中进行追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沈兼士于1942年12月16日微服潜出北平，辗转到了重庆，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名誉教授，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他被政府任命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负责接收敌伪文化教育机关。其后复任教辅仁、北大二校

 

沈兼士于1947年8月2日因脑溢血病逝于北平，葬于京西福田公墓。在他的追悼会上，金息侯先生亲笔撰写的挽联是：

 

三月纪谈心，君真兼士，我岂别士；八年从抗战，地下辅仁，天上成仁。如实地概括了沈兼士坦白厚道、济世爱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