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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博通群经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

2009-06-22 09:52
来源:一元一国学网 作者:汝瓷风
章太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章太炎,名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馀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他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

他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章太炎早年曾师从俞樾、黄以周、谭献等研习经学。后入康有为发起的强学会,参加维新运动。1897年至上海任《时务报》撰述。1903年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维新而主张革命;同年6月发生“苏报案”,他遭捕入狱,被监禁三年。后流亡日本,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与改良派进行论争,1910年任光复会正会长。辛亥革命后回国,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顾问。反对袁世凯复辟,曾参加护法军政府。晚年以讲学为主,提倡读经。在经学、语言文字学等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成为近代最后一位古文经学大师。

章太炎早期的学术研究深受俞樾的影响,继承了乾嘉汉学的风格,主要精力用于语言文字和历史方面,从校订经书扩大到史籍和诸子,从解释经文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章律、典章制度的传统。这一时期他相继写出《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考证著作。开始他没有严格区别今古艾,其《膏兰室札记》与《春秋左传读》中常有今文学家,甚至对今文学家所述俗的谶纬也表示理解,同时他也兼容宋学。从二十九岁起,章太炎“始分别古今文师说”,视《公羊》为“诡诞”,对康有为的《新学历经考》批评为“恣肆”,而自称“私淑刘子骏”,这表明章太炎与今文经学立异,实由康有为借今文们改而缘起(参见《太炎先生门定年谱》)。这一年,他作《春秋左传读》,在《序》、《后序》、《叙录》和《今广文辨义》、《驳箴膏盲评》、《驳箴膏评三书叙》等文中批评今文经学。在这些论述中,章太炎坚持认为《左传》不伪,丘明“亲见素王”,孔子作《春秋》,与丘明作《左传》,经传相辅相成,“孔子之旨,本行传见”,指出《左传》才能体现孔子作《春秋》的本意,而《公羊》迟于《左传》,得之“传闻”。

如何评价孔子和刘歆是章太炎与今文学家争论的焦点。孔子作为儒家的宗师,今古文学者都毫不例外地加以推崇,然而尊崇的角度不同,带来了理解的不同。今文学者认为孔子删定六经,借六经传“微言大义”为百世制法,所以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古文学者则据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视孔子为编订六经的史学家和授徒讲学的教育家。今文学者廖平甚至说“六经皆孔子所撰”,“尧舜汤武之治皆无其事”。章太炎批评廖平“欲极崇孔子”,不惜对有文可征的历史事实肆意歪曲,认为“尧、舜,周公适在前,而孔子适承其后,则不得不因其已成者以为学,其后亦不得不据此删刊以为群经”,因而“不得谓其中无前圣之成书”,从而肯定了孔子删定六经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章太炎坚持“孔子是史学的宗师,并不是什么教主”的观点,是针对康有为立孔子为“教主”成立“孔教会”而发的。至于刘歆,一直受到今文学者的攻击,而章太炎自称是“刘子骏之绍述者”。他指出:“刘向父子总结《七略》,入者出之,出者入之,穷其原始,极其短长,此即与正考父、孔子何异?”(《国故论衡·明解故》,刘向、刘歆父子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独尊的汉代,积极从事旧籍的整现,古文也得到了清理,尤其是刘歆研究《左传》,并引《左传》解释《春秋》,使人们对文字简单隐晦的《春秋》有了接近正确的理解。因此,章太炎推崇刘歆的学术研究,实际上是基于古文经学的立场。

章太炎的经学研究,兴趣在于《春秋》,自变法运动夭折直至辛亥革命从日本归来,十余年间“独抱《春秋》”。章太炎研究《春秋》一方面是“夷夏之辨”,另一方面也有现实政治的需要,那就是批驳康有为、皮锡瑞等鼓吹“孔子改制”说,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东汉经学家郑玄定《王制》成书于周赧王之后,是“暖昧”不确之论,认为《王制》出自“汉文帝时使博士刺六经为之”;他运用乾嘉汉学家考证的方法,指出《周礼》三百六十官,是官号而非只三百六十人,同一官号“有正有二有考”。章太炎对《王制》制作的批评,对《周礼》的考证,表面是学术之争,实质是驳斥今文学者力主《王制》为孔子改制的根据,借孔子以言“改制”立宪。因此,章太炎研究《春秋》,是汲取《春秋》中的思想材料,阐发自已的政治思想。

章太炎的经学研究,除《春秋》之外,对《周易》也有论述,如他认为“《易》当殷末,故事状不及周世”,并根据《易》传中“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断定《周易》的作者"为文王则明矣"。这显然是针对今文学者视《周易》为孔子所作的观点研发。此外,章太炎对〈礼》也有研究,尤其是对《丧服》花了很大的功夫,章太炎对《周易》与《礼》经的研究,虽也夹杂着他对现实社会的理解,然而与《春秋》研究相比较,则已明显远离激烈的现实政治斗争,几为纯学术的研究。晚年的章太炎不满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内容,潜心经学研究,公开提倡“尊孔读经”,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再度走上了当年研究古文经学的老路。

章太炎博通群经,著述繁富。主要著作有:《尴书》、《古文尚书拾遗》、《春秋左传读叙录》、《春秋左氏义问题》、《刘子政左氏说》、《广论语骈枝》、《新出三体石经考》、《说文部首韵语》、《文始》、《国故论衡》、《太炎文录》等,后人编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自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章太炎全集》。

(责任编辑:昭君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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