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说，如果新政真的新如西方宪政，谘议局应可监督一方政府行为，行弹劾罢免之权。谭延闿大约就是这么以为的，他上任不久，就开始顶撞督抚。1910年4月，湖广总督瑞澂处理长沙抢米案，追究湘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罪过，为巡抚岑春蓂开脱责任。谭延闿觉得瑞澂很不讲理，就以谘议局议长名义给军机处拍电报，请军机处代奏朝廷，请旨复查此案。

　　谭延闿的“犯上”举动，不仅让瑞澂大为光火，清廷也很恼怒：让你们“谘议”，还真敢议啊？谭延闿挨了“上头”几顿骂，这才反应过来：谘议局也好，“预备立宪”也好，不过是有名无实。

　　1910年冬天，谭延闿跑去京城，参加全国立宪派联合举行的第三次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这场运动的结果，仅仅是清政府允诺缩短预备立宪的时间，定在1913年召开国会。谭延闿坚持认为必须在1911年召开国会，就待在北京，与川、鄂等省代表筹划组织第四次请愿。

　　在朝廷看来，这帮家伙简直是得寸进尺，非得给点颜色瞧瞧了：天津请愿代表温世霖被捕，发配新疆。其他立宪派代表见势不妙，只好纷纷离京。

　　谭延闿愤愤地回到湖南，等到1911年5月再入京城，已是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成立之时。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开会，谭延闿担任会议主席，决定成立“宪友会”，以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促成责任内阁为政纲。谘议局联合会两次上书清廷，指出由满清王公充当内阁总理大臣，不符合立宪国通例，要求朝廷另聘贤能。谘议局联合会还就借债、禁烟等具体问题进谏。

　　可想而知，所有这些建议除了招来又一通申斥之外，别无结果。到了6月，四川保路运动已成轰轰烈烈之势，湖南、湖北、广东等省也是群情激昂。谭延闿动身回湖南，预感时局将有大变。

　　一生圆滑，杀机暗藏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并不是所有的革命党，都被逼上梁山。谭延闿就是看准了大势所趋，顺风转舵。

　　他本来就拥有政治优势。革命党虽然控制了武装力量，但一直是秘密活动；而立宪派是公开、合法的，更容易取得乡绅和商人阶层的支持。湖北武昌起义后，湖南的革命党人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也积极准备起事。谭延闿表示响应起义，不过他的主张还是站在立宪派的立场上，提出“文明革命”：“文明革命，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

　　这是一个“谁都不得罪”的说法，谭延闿开始施展他圆滑处世的手腕，率领立宪派着手争夺权力。当湖南新军发动起义，攻入长沙城时，立宪派就用“都督谭”名义发布告示，还预定“举事后大会于谘议局，推谭延闿为都督”。不过这个目的没达成，10月22日长沙起义胜利，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正、副都督。

　　谭延闿大失所望，放出风要“提倡民治”，迫使焦、陈同意成立“湖南参议院”，谭延闿任院长，议员几乎都是原谘议局议员。《参议院规则》规定：“参议院规划民军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府之命令，必经本院决定，加盖戳印，请都督盖印，由本院发交各部执行”。照此规定，参议院成为凌驾都督府之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参议院又以“军民分治”为由，设立军政、民政两部，谭延闿担任民政部长，民政部下设六司，负责人都是立宪派。这样事实上架空了正、副都督，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控制了湖南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