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运河的光环掩盖了无数劳动人民的血与泪。其实无论是运河的开凿，还是运河的通航都凝结着万千黎民百姓艰辛的劳作。滔滔的运河之水浸透着百姓的血泪，它的历史也是一部辛酸血泪史。

 

在开凿运河时，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凿通济渠时，役丁死十四五”。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永济渠时征河北诸军一百多万，男丁不够，就抓女工上河。河工在五万名监工监督下日夜劳作，动辄受“枷项笞背”的处罚，弄得许多人家卖儿鬻女，家破人亡。

 

隋唐运河，运输量巨大，船队要从黄河三门峡经过。相关文献对牵船纤夫的劳作情况有过生动的描述：“自集津上至三门，皆一纲船夫并牵一船，仍和雇相近数百人挽之。河流如激箭，又三门常有波浪，每日不能进一二百船，触一暗石，即船碎如末，流入旋涡，更不复见。”“苟纤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

 

　　

京杭运河是一条与五大水系相处的人工水道。初始的运河是用较小的工程把天然湖泊、河流连接起来，形成一条航道，即所谓借湖行运和借河行运。但天然河湖，或丰枯变化，深浅不一，或风涛干扰，安全不保；于是京杭运河自然而然地走向河湖分离与河河分离，逐渐形成了单一的人工运河。显然，前者与自然的关系较易和谐；后者，运河与河湖之间会造成复杂的相互关系，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结果。

　　

元明清三朝，以“治黄保运”为中心：一是防止黄河冲毁运河，淤塞运道，二是防止黄河脱离运道，使运河水源枯竭。既要防河害运，又要用河利运。其后果是黄河不能离开徐州至淮阴一线，即黄河要与淮河共用一条出海口。因为黄河的自然趋势是北走山东，那样，不但容易冲断并淤塞运河，而且此段运河也会失去黄河水源。

 

元朝以前的淮河河道通畅，海潮影响直至洪泽湖一带，所以淮河无大患。黄淮合流，黄河淤积壅高水位，洪泽湖区不断扩大。黄河顶托，淮河出水不畅。于是大修高家堰(洪泽湖大堤)拦蓄淮水，用洪泽湖蓄积的淮河水去冲刷黄河河床，

 

实行“蓄清刷黄”的治理战略。洪泽湖水还可接济运河，并用淮阴以下运河河道作为排水通道。另外在运河上陆续修建了多座归江坝和归海坝，以排泄运河不能容纳的洪水。这种战略虽然起过一些作用，但由于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技术问题，在多方因素的影响下，其结果延缓了清口以下河床抬高的速度，保证了运河的航运。但清口地区工程负担极重，耗费巨大。使洪泽湖周围和淮河下游一定区域造成较大损失，淮河的自然状况受到严重破坏，左岸沂沭泗水系失去尾闾，泗州城沉入湖底，更多的矛盾转移至右岸。

 

在使用过程中，归海坝确为保证宣泄淮河洪水和保证运河东堤安全起了较大作用。但由于坝下渠道泄水标准过低以及里下河地区地势低洼，归海坝过水时，里下河地区经常是一片汪洋，名为溢洪，实为任其泛溢，给该地区人民造成极大灾难。在清代，特别是后期，清口淤塞，洪泽湖变浅，归海坝溢洪频繁，成为江河治理中极为棘手的问题。“江都濒湖田舍，水深六七尺，高宝则浸及城郭月余”，“下游田禾，先因大雨兼旬，半遭淹没，近更全无收成，情殊可悯”。1855年，黄河北徙，淮河困境仍未解除，民国时期的“导淮”成为水利工作的第一要务。而20世纪50年代，治理淮河成为新中国实施的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

 

唐朝文人皮日休评价隋大运河时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这是对运河功过的高度概括。工程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手段，人类通过工程实现社会和自身的发展，是以对自然的干扰和自身的付出作为代价的，其中对自然干扰的后果也需要由人类来承担。成功的工程应当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社会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发展。

（责任编辑：红旗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