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版当前开展的争鸣，主要反映了对国学价值评估的分歧。“国学”就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因此，关于国学的价值评估实际上都是以一定的文化观为前提的。我所赞成的文化观，是张岱年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运用“对理法”(即辩证法)提出的“文化之实相”。他说:“唯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

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48-249页)这里的“整”就是文化的系统性，“分”就是文化的可析取性;“变”就是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异”就是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同”就是民族文化中的世界性(普遍性)。据我的研究经验，凡是对文化的整与分、变与常、异与同作辩证的综合考虑的，就不致在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中走偏方向。

　　可以肯定的是，当前讨论的两种不同观点在文化观上是有某些共识的。如梁涛指出文化是在阶段性与连续性、时代性与超越性的紧张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他所说的文化的“阶段性、时代性”就是文化之“变”，而“连续性与超越性”就是文化之“常”。超越性是相对于时代性而言的，也就是说，一定时代的文化除了其时代性之外，还包含着超越那个时代的恒常因素。文化惟其有时代性，故不同时代的文化有阶段性;惟其有超越性，故不同时代的文化有连续性或继承性。

　　李宪堂在《也谈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一文中，承认“文化具有连续性的特点”，这是与梁涛的共识所在;但他否认文化具有“超越性”，这未免失于片面。如果说文化是“人类生存的形式与方式”，那么“方式”就具有一定的内容，而不仅是“形式”。如果我们所继承、弘扬的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恒常因素，只不过是“借用了传统的形式而已”，只不过是前一时代遗留下的“旧瓶子”，那么，这实际上是否认了文化(内容)的恒常性。

　　刘泽华先生主张“在分析、再创造中汲取”传统文化的“某些养分”，在当前的形势下“就有一个要发扬民族文化的问题”。我想，刘先生所说的“某些养分”，不仅是“形式”而已。“发扬”实即“弘扬”，而李宪堂先生说，“传统一旦被‘弘扬’，它便被固化、被切割了，就像被供奉在庙里的神灵，剩下的只是一堆木石泥胎”。因为李先生把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恒常因素“形式化”(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无化)了，所以他也取消了“发扬民族文化”的问题。

　　梁涛认为，“任何事物包括文化传统都有积极、消极两个方面，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做整体把握”，“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客观分析之上的，包含了对传统负面内容的批判”。这应该说是讲了文化的“整”(系统性)与“分”(可析取性)。既然是“可析取”，那么，当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相接触和交流时，就可析取其优长的、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同”的因素，而不必是全盘吸收;当一个时代的民族文化在继承前一个时代的文化时，就可析取其积极的、恒常的因素，而不必是全盘继承。这里的“可析取”，当然就要“撇开”原来与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的那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