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初，“国学”就因章太炎等人的提倡而兴盛一时。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学研究再次升温，甚至形成了一股“国学热”。学术界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对国学的属性、地位、作用、前景及其与西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出现了不同立场、观点、方法、态度的碰撞与交锋。笔者拟从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视角，对如何深化国学研究、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一简要分析，以求教于国学和文化研究的同行。

　　据考证，“国学”一词较早见于《周礼》“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其教育课程有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近代以来，在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和激荡的过程中，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受到了猛烈冲击，“国学”逐渐衰落。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认识到学习西方技术的必要性，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薛福成说：“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郑观应说：“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虽然甲午战争用严酷的事实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其“中体西用”的文化纲领影响很深。

　　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日本，任《民报》主编，成立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并为上海国学保存会主办的《国粹学报》撰文。他在《民报》上刊登的《国学振兴社广告》规定国学讲授的内容有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佛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包含传统经史子集的主要学科，由此奠定了近现代国学的基础。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一文中说，章太炎当时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然而，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以及尊孔复古的逆流，使人们对当时的国粹主义乃至传统文化产生了厌倦和反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批判孔孟之道、封建礼教“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倡导民主和科学精神，“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20世纪20年代，以梁漱溟、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灾难归因于西方文化的破产，主张以东方传统文化挽救西方文明的颓运，把中国人和西洋人都导向“至美至好的孔子路上来”。这股思潮当即遭到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批判。他们指出：东方文化派所心爱的东西，本质上不过是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的“宗法社会的文化”；只有破除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才能抗拒帝国主义的侵略，东方民族的文化才有伸张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