砭石(新石器时代，70年代初出土于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遗址，长7cm，宽3cm。现藏于陕西医史博物馆)

 

针灸作为一种治疗手段，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相当流行了，据《史记》记载，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曾针熨并举治疗虢太子的“尸厥”获得成功，并有“疾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之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古医书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等书，江陵张家山汉简也有《脉书》出土，此皆与经络、经脉等针灸基础理论有密切关系。

 

针灸疗法在《内经》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其中《灵枢》一书的古称即为《针经》，而《内经》对针灸理论详细系统的论述，也全面奠定了后世针灸学的基础。腧穴的概念首次在《内经》中被明确提出，书中详细阐述了穴位的类别、名称、分布及其作用。把位于十二经脉和督、任二脉上的腧穴称为经穴，其他的则称为经外奇穴，同时对重点穴位都有明确定位。《内经》对穴位的作用也有详尽的描述，如合谷、委中、列缺、足三里等常用要穴，书中均有记载。此外，《内经》还确立了“以痛为腧”的原则，是后世“阿是穴”的先声。

 

现代复制的《内经》九针模型

 

《内经》关于针具的记载也是医学史上最早的，它不但详细记述了镵针、员针、鍉针、锋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大针等九针的名称，还阐明了它们的形状与用途。《内经》对针刺手法、治疗要点、操作要求、注意事项等都做了广泛深入的讨论。《灵枢·九针十二原》：“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大要曰：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明确指出“补”、“泻”两法是针刺治疗中最基本的手法。在治疗时，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辨证准确，选穴原则则主要是循经选穴，即在病变部位所属经脉穴位进行针灸，若五脏有病，则也可按脏腑归属的原则选取十二原穴治疗。在配穴原则方面，则有局部取穴、远隔取穴以及局部与远隔结合取穴三种方式，而其中“病在上，取之下”、“病在头、取之足”的远隔取穴方式出现，是对针灸治疗学的重大发展，而能否恰当的远隔取穴，也成为衡量针刺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内经》中还详细列举了许多由于刺伤重要脏器而引起的各种医疗事故，一再告诫医生“脏有要害，不可不察”，为后世医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魏晋南北朝时期，针灸学取得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著名医家皇甫谧，全面系统总结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针灸学的经验与成就，撰成《黄帝针灸甲乙经》，集针灸学之大成，为针灸学经典文献，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皇甫谧像

 

《黄帝针灸甲乙经》共12卷，128篇。该书是在《素问》、《针经》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的基础上，结合《难经》等著作的部分内容，以及自己的临证经验写成的。与《内经》思想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书中把散存于《内经》各篇相同的内容归纳在一起，“使事类相从”。使人能全面了解针法、针感、禁忌和补泻手法等一系列的针刺问题。除系统整理《内经》经文外，该书又使其内容具体化，并对比各书的不同说法，提出新见解，使概念更为明确。

 

《甲乙经》进一步发展了《内经》中的腧穴理论，在《内经》所述的130多个穴位基础上，对十四经穴做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增加到349个。穴位排列次序，人体躯干按照头、面、耳、颈、肩、背、胸、腹等解剖部位，四肢分手足三阴、三阳经依次排列，这要比《内经》单纯依照经络排列要显得更加清晰明确，符合人体经络穴位的分布规律，也确立了后世穴位排列的基本规则。此外，《甲乙经》还突破了《内经》中一穴只属一经的惯例，出现了如三阴交等交会穴的记载，这是对腧穴理论的一大发展。《甲乙经》对349个穴位的位置与取穴方法也都做了具体准确的记述，有的根据患者口腔活动取穴，如下关穴“合口有孔，张口即闭”；有的根据患者体表静脉分布取穴，瘈脉穴为“耳后鸣足青络脉”处等。这样取穴，对提高穴位定位的准确度，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甲乙经》中对每个穴位的针刺深度、留针时间等也做了详细的说明与规定，并且具体阐述了误刺禁针穴位所能造成的后果，为后世医家确立了规范。

 

《针灸甲乙经》的著成，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该书一直被认为是学习中医的必读之书，唐太医署曾采用其为法定教科书。后世宋、金、元、明、清等朝重要的针灸学理论基本上都是从此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