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军队才能打胜仗？不怕牺牲、敢于无条件付出生命的军队才能打胜仗。宋朝自仁宗以后就从来没再打过胜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皇帝和大臣都舍不得牺牲，每一遇败仗，死上万把人，就哭天抢地，想着花钱买和平，长此以往，军队怎么还有作战的意志？宋神宗虽然发起五路伐夏，主动进攻，但他本人也没有牺牲的勇气，并没有御驾亲征、亲临前线，更没有犁庭扫穴，不灭敌国绝不收兵的勇气。在一个方面遭遇了失败就全线撤退，这怎么能打胜仗！事实证明，没有一位身先士卒、以死相搏的皇帝，就不会有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这，应该成为历史常识！
回顾宋朝军事史，其荒唐可笑令人震惊。当时宋朝的军队总人数在一百二十万左右，已经超过了西夏全国的总人口，在冷兵器时代，如果有坚强的作战意志，数量上的优势一定会形成战场上的优势。可这支庞大的宋军在皇帝的无能与文官集团的胆怯笼罩下，除了消耗军饷，就一无所能，在后来金兵大举进攻时，反而沦为散落在各地的兵匪。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司马光为何尽废新法
平心而论，对于王安石变法中的有些内容，司马光也是同意的，比如他就曾提出过由官府出钱雇人服杂役，这与王安石免役法的作法基本相同。可他一旦当政之后，为什么尽废新法、丝毫不留余地呢？难道不能讲一讲“辩证法”，按苏东坡的要求，保留一些新法的合理内容吗？
不能，这就是中国政治斗争的实际规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错百错。他不能给对立面留下任何余地，因为一旦给对立面留下余地，很可能就是给自己留下被攻击的把柄，所以只能全盘否定。当然，聪明的政治家也许会名义上否定对手，而实际上仍采用对手的一些有合理性的政策，但司马光不是这样的人，他也没有那个时间去从容考虑这些问题。他执政时，已是耄耋老人，只短短地当政了一年左右时间，他只能以如此不讲道理的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新法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定位
明代学者王夫之曾言：“北宋灭亡，始于司马光，”此言过矣。北宋灭于徽、钦二帝手上，并不是司马光教唆宋徽宗那么荒唐的。从远因上讲，有宋一代之衰落，其实自仁宗朝就出现了，也算不到司马光头上去。
王夫之有些以偏概全的习惯，而且他的这种思维方式还很容易被人接受，比如，我本人在深入了解王安石变法之前，就曾持有一种假设：王安石这种王朝中期的变法，能否拯救已步入衰途的北宋王朝？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伪问题。
这一问题的潜在前提是，我们已经知道整个宋史的全貌，知道王安石变法是其“中期改革”，进而又提出，这次变法能否影响整个宋史发展过程的问题。其实，将振衰起亡的使命赋予王安石变法头上，或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于司马光身上，其潜在的思路是将历史视作一个既定的完整发展链条，而司马光和王安石是这个链条上的关键环节。
但这只是事后的看法，是在历史已经成为历史之后的看法。可历史本身不是一个完整有序的链条，而是一系列互不相干的偶然性构成的，设使后来继任的皇帝不是轻佻浮薄、有轻微精神病症状的宋徽宗赵佶，而是雄才大略的宋太宗赵光义的话，那么宋史完全可能改写。
以这种历史观来观照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王安石变法对宋史以及对中国历史，并没有产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大的作用。他没搞强一个国家，也没搞垮这个国家，他让这个国家富了，也给官员腐败胡闹提供了物质条件，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对这个王朝后来命运的影响，还不如仁宗朝积累下了的一百多万冗兵呢！司马光的影响就更小了，他留下了一部号称能让人明智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他有些书呆子气地坚持一种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他只有一年左右的当政时间，虽然尽罢新法，但在他去世后，变法派又卷土重来，新法又恢复了一阵子。此后，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拉锯战仍持续了好一阵子。他本人对宋代政治史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就其实际效果而言，还不如开封灭亡时的骗子道士郭京。说北宋之亡始于司马光，言过其实了。
说到底，王安石变法及司马光的反对在有宋一代政治史上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既没有亡宋、也没有兴宋。
可是，对这么一个实际作用并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后世给与这么大的重视呢？
这也许是因为它涉及到了国家的使命与职能这一更为持久的问题。每当那些雄心勃勃、有强烈进取心的人物当政后，就要寻找历史根据，就要拿一切历史上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的人物和事件做根据，于是，就提出了王安石变法，高度肯定并按自己当下的要求拔高变法的意义。而一旦那些只图安定、不思进取、维持现状的人当政，便会将“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理念抬出来，司马光便成为先知先觉的圣贤，王安石则作为反面对象出现。
说到底，历史没有变化，变化的永远是活人的现实需要，每一时代的人们都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解读历史，包括我们自己。而未来的历史，永远是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偶然性，我们不会知道未来是个什么样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