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青苗法：原本在民间，就存在有一些借贷机构和个人，在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靠收放贷款（利息高的就被称为高利贷）牟利。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就是由官府来承担此项业务，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放贷，秋收后再连本带利收回。实际上是将原来的民间放贷资本的收入，转为官营的放贷机构，变成政府收入。

　　4、保马法：政府军队所需要的军马，原来是由政府的专门部门养的，但是投入大、浪费多。王安石推出“保马法”，将战马承包给普通百姓喂养，条件是政府可以适当免除养马百姓的赋税，并给予以少量的补贴，这样既减少了政府的支出，又有战马可用。

　　从上面四项法令来看，就是把原来民间资本经营的能赚钱的商业、贸易以及金融业转为官办的垄断企业，通过这些企业的利润为国家增加收入；同时，把国家经营得不好的养马业转为民办，减少国营企业的亏损，为国家减少支出。这一增一减，国家的收入就增长了，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当然，王安石变法也没有完全做到不增加百姓的赋税，比如他推行的“募役法”（也称免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增加百姓赋税的办法。原来北宋官府里除了官员之外，还要一些从事杂务的衙役，这些人是由各家各户轮流派人充当的，存在着人员流动性强、业务不稳定、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等问题，王安石推行“募役法”，改由各家各户按一定比例交钱，由官府再拿这笔钱雇佣稳定的衙役，长期从事此项工作（当然也有一定的对特困户的减免措施），这一法令实际上是使官府所需衙役（包括衙前重役、散从、马夫、典吏等）职业化了，变成了领国家官粮的“行政事业单位成员”。而全体老百姓则需为这些人员多交纳一份“行政事业附加费”。如果说，前面四项法令还是通过官办企业的方式间接为国家敛财的话，那么“募役法”则是赤裸裸的以增加税赋的方式直接为国家敛财了。因为这项法令解决的不仅是官府工作人员的工作稳定性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增加了国家收入。这笔帐很简单：原来每十户百姓，每年有两人去官府服役，这一年只是有两户人家受影响；变法后，这十户百姓年年都出钱，由官府再分雇两个别的人去服役，这十户人家从每五年轮一次有负担变成了年年有负担。而且，十户人家交上来的钱，也许是够雇佣五个人的，可官府只需要两个人，那多出来三个人的钱就变成国家增加的收入了。据统计，熙宁九年（1076年），收的免役钱为1041万，实际雇佣衙役支出只有648万，节余392万就成为国家多增收的钱了。另外，从熙宁六年发出的青苗钱利息来看，剥削率也够高的了，当年发了1103万青苗钱，收回的利息是292万，利息率约为26%，按现在的标准，利率也不低了。（有资料说当时的高利贷利率为100%到200%，我怀疑这种说法的准确性。）由此看来，司马光批评王安石敛财，增加百姓负担，是有道理的。

　　王安石变法的实际效果

　　王安石变法的实际效果如下：

　　1.加了国家财政收入，通过变法确实增加了国家收入。据杨子忠先生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宋神宗熙宁六年散发的青苗钱为一千一百零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单位是“贯匹石两”），回收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贯匹石两），利息钱为二百九十二万（贯匹石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0，卷332）；熙宁九年免役法的收支情况为：这年全国共收免役财赋一千零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匹石两），支用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贯匹石两），宽剩三百九十二万六千八百六十五（贯匹石两）；神宗逝世的元丰八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八千二百四十九万六千三百（贯石），比宋真宗天禧五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六千五百一十三万八千（贯石）多收入一千七百三十五万八千三百（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