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管理漆园的官职，至多相当于今天小小的科长，不入流，没有品，收入不会太多，事情操心不少，典型的责任不轻，辛苦多多。一年到头要为漆园的经营忙前忙后，日晒雨淋，夏天在毒日底下烤得全身脱皮，冬季在寒风之中冻得手脚裂口，既没有了读书抚琴的时间，又丧失了吟诗作画的雅趣。更要命的是，漆在当时属于国家战略物资，修缮宫殿需要它，制作武器需要它，老百姓日常生活也离不开它。所以国家对它的出产与质量加以关注和重视乃是势所必然，理有固宜。这意味着上级官员动辄要莅临漆园，考察监督生产的进度，考核审计工作的实绩。不过如此一来，庄子便更是大倒其霉了：不得不劳心费神、加班加点整理汇报材料，编造各种数据，填写各种报表；不得不低眉顺眼、哈腰迎往送来，陪宴敬酒。在酒席上不断经历从“豪言壮语”到“花言巧语”，止于“不言不语”（完全醉倒，钻到桌子底下，不能吭声的最高酗酒境界）的游戏过程。这种日子，就像《聊斋志异》“促织”篇中那位可怜的小吏成名那样过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如何让生性自由的庄子能够忍受。陶渊明好歹还是个县令，正儿八经的“正处级”，可他尚且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回乡下老家种瓜栽豆，过自食其力的生活，“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庄子他的“漆园吏”官衔比起县令来，又低了不知多少级，当然更不愿为“五升米”折腰了。于是乎他的选择也就只有一个：趁早辞官，去做“涸辙之鲋”，到烂泥沟里自由自在去摇曳自己的尾巴，“无己”、“无名”、“无功”、“无待”。可见，庄子不愿当官，最初的动因，恐怕是嫌官职太小，只有办事的辛苦，没有吆五喝六的快乐。

　　不过，问题又来了？押庄子嫌漆园吏官小位卑，有苦劳没功劳，所以撂挑子不干，似乎说得通，可是当楚国国君千里迢迢派遣专使恭请庄子去当宰相，庄子还是不干，这又是什么道理？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而名尊，职重而权大，应该是读书人所追求的最显赫、最荣耀的仕途顶点吧。可是庄子居然不识抬举，表示只做烂泥塘里翻跟斗的小乌龟，不做那庙堂里面供瞻仰的大乌龟，三言两语谢绝了楚王的一番盛情，让楚王的专使（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长或人事局长）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简直是犯迷糊到了极点。实际上这样看庄子才是蠢，庄子本人可一点也不傻，倒是绝顶的聪明。在他看来，宰相这个官职太大太高了，就像《荀子·王霸》所称，宰相拥有“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的大权，一旦爬上这个位置，地位自然是高了，俸禄自然是多了，威风自然是有了，享受自然也是少不了了。有金银源源不断送上门，有美女纷至沓来偎上身，荣华富贵如春风似秋雨，挡也挡不住。可是常言说得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人出于众，毁必随之。”在拥有巨大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巨大的责任，更得处于巨大的危险。

　　在君主独裁专制体制之下，伴君如伴虎，一不小心，还不是让老虎一口吃了！范睢当年身为宰相，够厉害了吧，还不是被秦昭王用几句话便打发他送了命。连白起这样的功臣宿将，邯郸一战打得不好，自己的小命便莫名其妙给赔了进去。礼聘庄子的楚国，情况更是糟糕，做宰相的，下场大多都不是太妙：春秋时，城濮之战失利败北，令尹（也就是宰相）子玉只好引刀自我了断，让对手晋文公乐得心花怒放，连声叫好：“莫余毒也！莫余毒也！”战国时，吴起当宰相辅佐楚悼王辛辛苦苦搞改革，使楚国面貌大变，一跃而成为战国七雄中的龙头老大，可结果却让恩将仇报的楚国贵族大佬扣上“谋叛”的帽子，不由分说用乱箭射死。这说明官大有官大的难处，尤其是像宰相这样的特大号高官，完全不是聪明人该干的。庄子他学富五车，知古识今，自然懂得这层道理，哪里肯拿自己的生命去和功名利禄开玩笑，当然不会接楚王送来的宰相委任状。由此可见，庄子不愿当官，有时又是因为嫌官职太大，虽有当官的神气、威风，但有更多当官的危机，作为明白人，这种致命的游戏唯恐避之不及，又怎么会掺和进去，同豺狼虎豹一起玩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