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历史学家茶座》第三辑，作者：黄朴民，原题：《庄子为何不当官》

　　就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而言，庄子永远是他们精神追求上遥不可及的巅峰。这种巅峰的文化意义，在于“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进入“坐忘”境界的庄子，是世俗完全摆脱、心灵彻底自由的一个象征。所以，庄子作为“图腾”，始终为古往今来的读书人所仰慕，所效仿。在他们看来，庄子那种既不“入世”，又不“避世”，姑且“游世”的人生哲学（“不傲睨万物，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乃是“十有九人堪白眼”处境中的自己最好的精神慰藉。区别仅仅在于有的人是出乎本性主动朝着这方面做努力，如“浑身上下静穆”的陶渊明；有的人则是在人生道路上摔了跟头之后再回过头来寻觅庄子这个精神港湾，如李太白、苏东坡。不过，殊途而同归，这恐怕也是事实。

　　其实，庄子是人不是神，他的德行、他的修为也并非一朝一夕精进到这样的地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即便是天才，他离开娘肚子的第一声哭，也同平常的婴儿一样，而绝不可能是一首美妙的诗或者是一曲动听的歌。依我看，庄子能够参悟天地的奥秘、省识人生的玄机，恐怕有幸依赖于他自己仕途上挫折所提供的特殊契机。换句话讲，庄子与官场的种种瓜葛，恰好使得他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从而真正超越了世态常情的羁绊，走向了“一是非而齐生死”的境界。

　　众所周知，中国读书人的千般苦闷、万种烦恼，都出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社会世态。作为“毛”，管你是白毛黑毛、粗毛细毛，还是软毛硬毛、长毛短毛，都得依附在特定的社会体制这张“皮”上，而毛的意义、毛的作用，按传统的认知理念，则又在于能否当官，进入主流圈，拥有话语权，而不被边缘化。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云云，其实就是指读书人能把自己的知识、智慧、能力开出一个好价格，兜售给帝王家，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当然这只是在“吾皇圣明”的盛世时代），换取一顶顶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官帽戴戴。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达则兼善天下”。于是乎，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都争先恐后地往仕途上挤，挤得龇牙咧嘴，碰得头破血流。即如唐太宗李世民所乐观其成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理想场面。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能标榜什么“精神自由”，奢谈什么“人格独立”。常言道，“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你既然仰人鼻息，暂时当稳了奴才，有了“扯淡”、“帮闲”甚至于“帮忙”的机会，那自然只能是以人家的意志为意志，出主入奴，亦步亦趋，做得好一点的，争取当一个良知未泯的“清官”，定力不足的，则不免“为虎作伥”，祸害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人与官场关系的深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自然本色还能保持几许，他的心灵自由还能留存多少。庄子、陶渊明等人与官场瓜葛比较少，他们的精神自由空间便相对宽阔一些，可以大白天睡懒觉，梦蝴蝶，“鼓盆而歌”；可以吟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诗句，可以“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王摩诘、李太白、苏东坡等人对于官帽比较热衷，老是幻想着“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角色，殷切期待着“天上掉馅饼”一类好事的发生，以便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因此，他们的心灵便难免要多受一些折磨，患得患失、自寻烦恼，“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了。至于韩愈、柳宗元、司马光、王安石、曾国藩之流，亦官亦学，一副“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的腔调，尽让人看了恶心，则更是自桧以下，不足具论了。庄子的走运，我觉得正在于他仕途上的坎坷，因此而避免了“失足”的尴尬，摆脱了“沉沦”的危险。不管是出于养家糊口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因素的考虑，庄子他一开始也不怎么清高，不怎么潇洒，也曾涉足于仕途，在宋国蒙地当过一阵子“漆园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