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位同宰相)，大力支持他变法。同年二月，王安石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将改革的重点放在理财方面，准备出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但是，王安石的变法很快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抵制。有个大臣罗列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要扳倒王安石。而此时的神宗皇帝急于变法图强，就罢免了那个大臣的官职。王安石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司马光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利用向神宗皇帝讲西汉历史的机会，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主张，然后又接二连三地写信劝说王安石放弃变法。但王安石深知北宋一百年来已发展到非变革无以图存的地步，所以他变法图强的信念非常坚定，丝毫不为司马光所动。神宗皇帝也坚定地站在了王安石一边，没有采纳司马光的建议。1070年，并不怎么热衷于政治的司马光一心想着他的历史巨著，现在他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主动向神宗皇帝提出申请，允许他离开京城。神宗皇帝批准了司马光的请求，让他去西安任职。第二年，他又申请到洛阳任了一个闲官，这为他著书立说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他上奏得到神宗允许后，将书局搬到了洛阳，同时让范祖禹、刘攽等人做他的助手。司马光还买了20亩地建造了一所“独乐园”，从此在其中一心一意撰写史书。

 

官场斗争历来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谁不愿意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呢?谁不愿意整天围在皇帝身边俯视天下呢?谁不愿意待在京城尽享荣华富贵呢?而司马光却主动请求离开京城，在洛阳一待就是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他不问政治，安心著书，这就充分证明了司马光对政治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如果他是一个热衷于搞政治的人，如果他真的与王安石成了政敌，是决不会做出以上事情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司马光把反对王安石变法作为一个幌子，实质上是想完成他的历史著作。他骗了神宗皇帝，也骗了后人。一方面，他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就是要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他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必须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保留个一官半职，就能按时领到俸禄，有了俸禄，一家人的生活也就有了保障。司马光一举两得，何等的聪明?

 

《资治通鉴》的书名是神宗皇帝给定的。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故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资治通鉴》是一部浩大的编年体巨著，全书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6年(公元959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它博采众长，题材广泛，特别是文字朴实、生动，寓意明显深刻，既不愧为一部史书典范，又不失为历朝历代帝王治国的一面镜子。

 

司马光为此书耗费了近30年的心血，完成此书时他已是一位66岁的老人了。人生能有几个30年?而司马光可以说是用毕生的精力去编修史书，这也充分说明了他对政治的淡泊。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是他内心的真实表白。

 

《资治通鉴》一书完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王安石失去了靠山，变法也随之破产。神宗死后，年仅8岁的太子赵熙继位，即宋哲宗。由于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听政，召司马光入京主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为了将反对变法进行到底，他执政后数月间便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然而，此时的司马光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这是他几十年编修《资治通鉴》积劳成疾造成的。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说明他实在太劳累了。《资治通鉴》从发几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让他人代笔，可见他对此书是何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