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件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嵌赤铜鸟兽纹铜壶，此壶侈口，窄颈，鼓腹，圈足，附器盖，器盖及器颈各有两个带环铜耳。整器纹饰较为简洁，仅器盖和铜耳上有部分纹饰，壶颈有两行鸟形花纹，上腹有两行兽形图案，其余皆为素面。不过壶颈与壶腹的鸟、兽形图案皆以红铜镶嵌而成，极具特色，可能是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这件铜壶于1923年出土于山西浑源县李峪村，其公众知名度远不如同藏于国博的司母戊方鼎、四羊方尊，然而殊不知1923年与之一起出土的青铜器，却被共称为“浑源彝器”，被视为我国青铜时代第二个高峰的代表，以其制作精美、经历坎坷而闻名，尤其是流传经过跌宕起伏，颇为戏剧化。

 

1923年旧历正月的一天黄昏，李峪村村民高凤章带着两个儿子去给村东庙坡的地里上肥，忽然儿子大呼小叫，高凤章赶紧过去查看，用铁锨挖了几下，一件件铜绿斑驳的青铜器物出现在他的面前。高凤章挑了近20件完整铜器，挑回家准备待价而沽，剩下的则唤来要好乡邻各取所需，囊括而尽。

 

浑源发现宝物的消息不胫而走，国内外成批古董商来到此地，当地于姓商人和法国古董商王涅克先后买到了几十件。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获悉此事，浑源县知事谢恩承立马委派县衙警士佐成伟等率队赶赴李峪村予以清查没收，充公收存了散失在民间的十七八件铜器。可惜这批铜器也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谢恩承用“以古兴教、以古兴农”为幌子，组织了“浑源彝器”处置董事会，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变卖活动。1932年，大古董商卢芹斋以29万大洋得手，但由于国内对这批铜器极为重视，以及抗日战争爆发，卢芹斋购买的这批浑源彝器被封藏十多年之久。

 

1948年，卢芹斋的上海代理商、“雪耕斋文玩号”的张雪庚意图将包括浑源彝器在内的17箱文物以“仿古品”的名义出口至纽约，遭到了沪上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1948年9月28日，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杨宽与研究员蒋大沂等人排除万难，获得许可，逐箱开启审查，最终确定只有三件系仿制品，于是这批铜器被海关扣留，直到上海解放。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近十件浑源彝器入藏上博，从此落户于这座大雅之堂当中。目前，确切知晓的约四十件浑源彝器中，上海博物馆11件，国家博物馆1件，台北故宫博物院3件，法国吉美博物馆15件，美国5件，德国1件。

 

2009年10月，李峪青铜器研讨会在古城大同召开，来自国内文博单位的180多名专家齐聚一处，对“浑源彝器”展开研讨。自此，业界知名却不为百姓所知的山西浑源李峪青铜器，翩然逸出尘封岁月，获得大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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