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年初，一位中国北京的收藏家和地图爱好者刘钢向外界公布了一张名为“天下全舆总图”的地图，这张地图的题记显示，它是由一位名叫莫易仝的清代画匠在乾隆癸未年，也就是公元1763年，根据一张公元1418年，明代永乐十六年的地图仿照绘制而成的。这张地图绘制出了包括中国所在的亚洲，还绘制了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甚至还有南极洲的一部分。而根据地图上的题记判断，它所参照的明代原图是由郑和船队中的画匠所画，由此刘钢推断，早在明代初年，中国人就已经驾船环绕了整个世界，地理大发现的荣耀应当属于郑和船队。

天下全舆总图刚刚公布，立刻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龚缨晏在仔细研究了这张地图之后，毫不犹豫地断定它是一张假图。

龚缨晏注意到，在地图的欧洲部分红圈标注着“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的字句，仅凭这句话，他就断定天下全舆总图不可能是参照1418年的明代地图所绘制的。龚缨晏第一个质疑的，就是上帝这两个字。

到了16世纪末，来到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利玛窦在翻译宗教经典时，才第一次用中国古已有之的上帝一词来表示西方天主教，基督教里的最高神。从那以后,上帝这个词才慢慢演变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含义。

按照天下全舆总图注释里的说法，凡是写在红圈里的话，都是清代的绘制者从明代的那张原图里保留照抄下来的。换句话说，这张地图告诉我们，早在明代初年，中国人就已经理解了上帝一词的现代宗教含义，这比明朝末年利玛窦第一次翻译上帝的时间早了两百多年。这就是龚缨晏为什么说中国这张图是假的。

但是刘钢并不认同这个说法。他认为在利玛窦本人的著作里，从来没有声称过自己是第一个将基督教最高神翻译为上帝的人，龚缨晏的看法只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学术观点，并不能说明地图的真假。

除了上帝之外，地图上那段注释末尾“教名曰景也”的说法也引起了龚缨晏的注意。景教，就是历史上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教派，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一度十分流行。但是唐代之后，景教在中国逐渐失传。

但是在查阅了古籍资料之后，刘钢却找到了截然不同的史料记载，认为景教在宋元时代还有流传。

今天，学者们并不否认景教在宋元时期仍旧流传的史实，但是，没有证据表明那时人们仍旧保留着景教的称呼，相反，在史书中，学者发现它有了新的名字。那就不叫景教了，叫也里可温。

公元1625年，在西安发掘出了一块石碑，正面写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以长达1780字的碑文。所以在今天的史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从明代末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开始，中国人才重新将景教和基督教联系在一起。所以，明初的中国人应该不知道景教和基督教的关系，更没有可能把这种认识写在地图之上。

随着这张地图的公开，越来越多的学者表示了他们的质疑。一些学者认为天下全舆总图非但与明代无关，就连它仿绘于清代也是不可能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周振鹤教授就认为，天下全舆总图完全是伪造的。

除此之外。周振鹤还注意到，天下全舆总图的题记中声称，它所仿绘的明代地图叫做天下诸番识贡图，

识贡这两个字引起了周振鹤的质疑，他认为这也是一处硬伤。在中国古代地图中，从来没有识贡图一说。相反，在繁体字中，识和职字形非常接近，而职供图在中国古代倒是十分常见，但是它所描绘的对象不是山川道里，而是古代一些国家和少数民族向中国皇帝进贡时所派出使节的人物画像。周振鹤认为，这是造假者所犯的低级错误，错把职供图写成了识贡图，同时又不知道真正的职供图并不是地图而是人物肖像画，从而留下了这个破绽。

复旦大学的侯杨方教授同样对天下全舆总图充满了质疑。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的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疑问。

侯杨方第一个质疑的就是地图上朝鲜半岛红圈内标注的高丽两个字。在刘钢出示的天下全舆总图上，今天朝鲜半岛的部分标注为“高丽”，那么当时没有高丽这个国家，它正式的名称叫做朝鲜。

对于这个质问，刘钢在研究了文献以后发现了可以用来反驳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