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5月7日，熊希龄在唐绍仪主持善后借款谈判破裂之时，正式开始与银行团谈判。为了打破僵局，迅速达成协议，以应燃眉之急，在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和参议院的“默许”下，在多次据理力争无效的情况下，他十分无奈地接受了银行团提出的允许其监督财政和监督军队的苛刻条件，并于5月17日用信函的形式，同银行团签订了垫款合同与章程。

　　垫款合同与章程签订后，银行团即垫款300万两，并答应6月12日和17日分别再拨300万两。

　　接受银行团垫款的合同与章程一签订，舆论立即大哗，群起攻击熊希龄卖国。

　　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署名“大仇”的短文，标题叫《杀》。他在文中痛骂熊希龄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5月23日，《民立报》刊文指责熊希龄欺蒙参议员和国民，私许外人监督财政，称此举将“断送吾新造之民国”，痛骂熊希龄是“亡国罪魁”。

　　以前催款最急的南京留守黄兴，此时也不顾与熊希龄多年的情谊，于5月24日致电各省都督，痛陈垫款章程之弊端，对其“监督军队”尤为愤激。

　　内外交困的熊希龄，此时不仅不是神了，而且连人都不是了。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本来就对银行团的苛刻条件不满的熊希龄，在随后与银行团的谈判中，态度越来越强硬。继5月17日垫款300万两之后，6月12日银行团又拨付300万两，并称“仍有权创议改易或增加条件”。看到银行团的胃口越来越大，熊希龄不仅不让步，而且还要求银行团在6月17日以前拨付600万两，19日至月底再拨付1514.3万两，如果银行团不照办，将“另向他资本团筹借巨款”。

　　6月18日，日俄正式加入银行团。六国银行团24日在垫款章程七条之外又提出了四条更加苛刻的条件：一是“须予该团以经理五年债票之专利权”；二是“须以盐务改照海关办法”；三是“须延聘该团中一人为财政顾问”；四是“须聘外人为稽核处长”。熊希龄当即表示“万万不能办到”，并提议将借款额由原定的6000万英镑减少到1000万英镑，藉此请求银行团降低条件。

　　然而银行团在利益面前根本就不打算让步，即使因此导致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7月8日，六国公使正式照会代理国务总理陆徵祥和熊希龄，声明除非中国接受指定条件，否则不向中国提供贷款！火冒三丈的熊希龄当即宣布，“令各省自行设法”！善后借款谈判至此宣告破裂。

　　弱国无外交。周学熙后来在善后借款谈判中其实也同样一波三折，只是熊希龄别无选择地扮演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角色，让他别无选择地成了垫款合同与章程的主要签字人，因而不断遭到时人和历史的非议！

　　副署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命令

　　推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从头到尾都是袁世凯精心策划好的一个阴谋，是袁世凯给熊希龄精心布置好的一个陷阱。袁世凯并非真正看中熊希龄这尊“财神”，而是要用他和进步党去当炮灰和祭品，来为拜把兄弟徐世昌出山和为自己复辟帝制扫清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