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吊诡的是，胡雪岩将生丝存货出手后仅两天（12月1日），他的阜康钱庄就轰然而倒，随后居然拖垮了整个资金链和产业链，闹到了破产抄家的地步。这种时间上的“无缝链接”，自然很容易令人将生丝脱手与阜康倒闭联系在一起。12月6日的《申报》也指出：“有谓其（胡雪岩）丝货亏折者……然丝货业经售出，纵有所折，亦未至若是速也。”也有分析认为，胡雪岩虽然将生丝存货出手，“惟价银恐须陆续收回，一时未悉数到手”。这些分析是十分有道理的，胡的生丝存货虽然脱手，但是货款未必能回收如此之快，如果这种资金的缺口高达上百万，即令胡雪岩果真有2000万的家底，其流动性的匮乏，也足以致命。
问题恰恰在于：此时的大清国金融市场，银根极为紧缺，流动性全面匮乏。
1883年对于大清国乃至全球来说，都算得上是个灾年。上一年源自美国铁路投资泡沫破碎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了上海，本土钱庄接连倒闭。这些钱庄资本金极低，依靠山西票号及外资银行的短期拆借运营，谋取暴利。并且，在1882~1883两年，作为大清国改革开放象征的大型国企，如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等，也纷纷登陆上海股市，令上海股市迅速泡沫化。到1883年9月，大清国企股票的泡沫破裂，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这些“牛股”都变身为“熊”，开平股价从260两开始跳水，先是下跌至70两，最终居然跌至29两；招商局股票也跌至34两。与上年9月相比，这两家公司的市值足足蒸发了87%。而本就超负荷运营的钱庄，此前大量购进了这些股票，被深度套牢。1883年10月份，谨慎的山西票号与外资银行同时收紧银根，钱庄资金链立即崩断，而此时的胡雪岩还在咬牙坚持，不愿意将生丝存货脱手。
在银根收紧、市道萎靡的同时，中国与法国在越南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谣传法国舰队可能会攻击上海，这也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恐慌。而对于胡雪岩来说，当年意大利生丝的大丰收，彻底击碎了他继续囤积生丝的梦想，只能赶紧脱手。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报告说：“(1883年)生丝行情波澜迭起, 六月时预测, 生丝产量要低于常年的平均水平……同时又传闻意大利的生丝生产欠佳, 因而上海市场生丝价格飞涨, 中国商人多从内地出高价收购。但新生丝从中国内地运到上海时, 销路不佳, 又因已证实意大利生丝丰收, 外国商人由此断定生丝的需要量已经足够, 不收买胡光墉手中量达14000包的存货。在三个月之间, 胡光墉不肯降价, 外国商人又观望不买, 以致市面呆滞。”（英国国会文件BBP，China，No.1, 1884)
胡雪岩其实是幸运的，他的生丝成功脱手，损失并不惨重。但是，款项的回收还要一段时间。致命的是，作为左宗棠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在此时被左宗棠的政敌李鸿章牢牢锁定了。李鸿章的助手盛宣怀亲自坐镇上海，组织对胡雪岩的“定点清除”，致命武器就是 “西征借款”中一笔即将到期的还款80万两。
根据“西征借款”的合同规定，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负责接收和管理借款，也负责归还本息。而根据官方的统一安排，“西征借款”由各省分摊还债，各省按期将款项统一汇到上海，由上海市长（“上海道”）汇总后，交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支付给外资银行。
如今，这笔80万两的还款即将到期，各省的解款也都已经到账。但是，关键在于，此时左宗棠虽然是两江总督，但“上海道”邵友濂却是彻头彻尾的李鸿章派系人马。“县官不如现管”，李鸿章、盛宣怀要求邵友濂用各种办法，拖延此笔款项20天。“上海道邵小村（邵友濂）观察，本有应缴西饷，勒之不予，光墉（胡雪岩）迫不可耐” （《异辞录》）这20天，就是盛宣怀发起攻击所需要的时间。
上海道的款项没能及时拨过来，而外债却事关国家体面，一天也不能拖延，根据合同，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便先垫付了80万两，这令胡雪岩的资金链更为紧绷。
掌控着全国电报系统的盛宣怀，对胡雪岩的资金调动情况了若指掌。待80万现银离开胡雪岩的账号，盛宣怀立即大放风声，说是胡雪岩因生丝投机失败，巨亏之下，已经难以为继，鼓动储户们提取存款。
挤兑风潮首先攻击了阜康钱庄在杭州的总部，随即引发雪崩效应，全国各分号都同时受到挤兑。
《申报》将这种挤兑的原因，归咎于胡雪岩处置失当，导致内部资金短缺的问题暴露于世。1883年12月3日的《申报》说：“阜康雪记，巨号也，名埠皆设立庄口，专作汇兑。前日因有解出银数十万两，而本埠近日市面甚紧，一时无从调补，其经事人竞避往宁波，以致合市皆知，不能弥缝，遂也停歇。”而此时的胡雪岩，既不在上海，也不在杭州，而是在宁波设法说服当地的债权人宽容时限。
无论如何，此时“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异辞录》）到了这种时候，就算胡雪岩富可敌国，其许多资产也难以及时变现。身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竭力出手相助，但已经无法控制泛滥的市场恐慌局面。更多的在阜康钱庄存了巨款的高级干部们，此时急红了眼，要求中央干预。中央于是发文：“现在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款及各处存款为数甚钜，该商号江西候补道胡光墉着先革职，即着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各地公私款项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缓不交，即行从严治罪”（《光绪实录》）。
多重打击之下，阜康钱庄各地分号纷纷关闭，“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地所在的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闭歇”（《光绪政要》户部奏折），而清查的结果令政府大惊失色：仅北京分号查出的亏欠公私款项，就高达1200万两，胡雪岩居然是个“空心大老倌”。
于是，中央下令抄家。当杭州知府吴世荣率领钱塘、仁和两县令，带兵前往胡雪岩的豪宅抄家时，发现其“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人亡财尽，无产可封”。一代巨贾，至此“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前后判若两人”。到了这种地步，户部居然还要将胡雪岩当年因“西征借款”而花费的“行用补水”（公关开支）10万两，从胡雪岩的“备抵产业内迅速变价，照数措齐”。这令左宗棠十分尴尬，因为根据大清国的财务制度，这笔开支可以光明正大地作为正项报销，实际上也已经左宗棠签字，处理完毕的。左宗棠自然要帮胡雪岩、也帮自己顶一顶，但并无效果。不久，左宗棠因病离任，曾国荃代理两江总督，也帮胡雪岩说话，但中央依然不松口，要求从胡雪岩备抵产业的变卖价款中扣出，这令胡雪岩至死还亏欠着公款。待到左宗棠病逝（1885年7月），户部尚书阎敬铭干脆要求中央将胡雪岩“拿交刑部治罪，以正国法”，并将其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逮捕胡雪岩的命令尚未执行，胡雪岩就在郁闷中去世了。
胡雪岩故居上的匾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