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大批囤积生丝，始于1881年6月。胡在当月买进了3000包生丝，到1882年的5月份，他的存货达到8000包，10月份则达到14000包。这一数据，得到英国领事报告的支持。

　　根据美国学者斯坦利（John C. Stanley）的研究，胡的存货应当是15000包。而根据《申报》(1883年12月9日)的报道，胡在脱手这批生丝时，先将2000包卖给怡和洋行，后又分两次将6000包及7000包卖给天祥洋行，“日内丝已卖完”。据此推算，胡所囤积的生丝亦为15000包。

　　14000～15000包生丝，对整个中国生丝市场来说，并没有达到可以控制供应的地步。1882年全国的生丝供应，约在50000包，而1883年因减产，也在30000包左右，两年合计约80000包，胡雪岩的存货，约占总量的17.5%，虽然对市场拥有巨大的发言权，能拉高价格，但绝对不可能达到随意操纵价格的程度。

　　当然，还有其他华商参与胡雪岩的统一行动，但从史料来看，他们的实力并不强。根据怡和洋行的内部通信，在胡雪岩大量售丝后的11月30日，上海其他丝商存丝仅余2500包。

　　在胡雪岩历时两年多的囤积拉动下，上海的一级生丝价格高涨，到1882年9月，每包生丝已经涨到17先令4便士，超过伦敦交易所的价格16先令3便士，出现严重的倒挂。根据怡和洋行的档案，当胡雪岩在1883年10月9日，将2000包生丝卖给怡和洋行时，每包的定价高达380两；而之后将剩余的生丝卖给天祥洋行时，价格在372.5两，并未下降多少。这是相当重要的信息，足以颠覆学界主流认为胡雪岩被迫低价抛售生丝存货的观点。

　　野史多说他在生丝生意上损失惨重，《海光》杂志说“二千万两出，一千二百万两归家”，损失就是800万两；清代的《见闻琐录》中也说他损失800万两，而《慎节斋口存》说“折耗至600余万金”。

　　其实，胡雪岩的生丝存货量按15000包计、每包单价按照被炒高后的市价380两计算，胡雪岩在其中的投资最多无非570万两，这与后世普遍宣称的2000万两投资款，相差甚远，而就算赔光了，也不可能损失600万～800万之巨。在这方面，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估计比较靠谱：“由于金融吃紧, 胡光墉（胡雪岩）不得不抛售手中生丝, 生丝价格于是急剧下落。……胡光墉的损失高达150万两（35万英镑）。”（英国国会文件BBP，China，No.1, 1884) 就是损失只有150万两，一定也是将胡雪岩在上海投资丝厂的建设款项、预付给蚕农的定金等因素都考虑进去。

　　如果2000万两的投资款属实，则就算按照380两的市场高价，也可以囤积51900包生丝，相当于大清国在1882～1883年两年生丝总产量的65%！显然，这绝不可能。

　　以此推断，可以大致得出如下结论：

　　一、胡雪岩在这次生丝大战中，按照其抛售价格算，依然是在高位出手，不可能有大的损失；

　　二、如果真产生了大的损失，一定是其他环节出了问题，可能是他的资金成本、管理成本过于高昂；

　　三、如果这场生丝大战真的拖垮了“胡财神”的资金链，那只能说明，胡雪岩的财富，或许远远没有时人和后人所想象的那么高

　　高举旗帜

　　胡雪岩成为商界偶像，主要就是其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凭借超级政府公关，而实现了从一无所有到大清首富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有一点大致可以认定：胡雪岩收购生丝所动用的资金，无论是普遍认为的2000万两，还是上文推断的570万两，其财务成本不可能很高。

　　因为，胡雪岩有着低成本的资金支持，那就是他的阜康钱庄。阜康钱庄中的存款，既有千千万万升斗小民的活命钱，更有不少达官贵人的灰色或者黑色收入。为了结交权贵，胡雪岩有可能以高息支付给这些特殊储户。但是，在阜康钱庄中占据主流的，是暂存于此的国有资金，这些资金的成本是十分低廉的。

　　这正是胡雪岩被后世津津乐道之处。

　　胡雪岩成为商界偶像，主要就是其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凭借超级政府公关，而实现了从一无所有到大清首富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回报是十分巨大的：除了黄马褂、红顶子等政治荣誉外，政府公款的代理权，成为他获取低成本巨额资金的主要来源。对他来说，不仅“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更为重要的是，这双鞋的主人（政府）根本就不在乎鞋被谁穿了、穿多久、穿多破。

　　深谙此道的胡雪岩，不仅“穿别人的鞋”，而且还“戴别人的帽”——他把自己的生丝投机生意，包装成为抗击西方经济侵略的经济卫国战争。“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胡雪岩）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外国不能操纵，农民咸赖利之。”（《异辞录》）

　　其实，长期以来，中国生丝的国际行情，并没有操纵在洋商手上，而是操纵在中国的丝行手中。这些中间商一面压低支付给农民的收购价，一面抬高外贸售价，两头获利。随着19世纪70年代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量蒸汽轮船投入中欧航线，欧洲市场的生丝囤积量大为下降，同时，意大利等地的生丝产量也大幅提高，才导致生丝的定价权转移到买方手中。

　　胡雪岩将这样一种主要是市场因素造成的定价权转移，归咎于洋商的“经济侵略”，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收购的便利。而在收购过程中，他在江浙两省白道、黑道上的过硬关系，成为其保驾护航的主要法宝，成功地囤积了大量生丝，推高了上海市场的生丝价格。

　　如果按照胡氏包装上的爱民爱国理由推算，他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将此批生丝全部自己加工，不让老外染指，以“振兴民族工业”，但他似乎并没有足够的生产加工能力；而且，即使全部加工成了丝绸、甚至成衣，也还是要靠国际市场来消化。二是将此批生丝加价后卖给老外，将从外商那里所赚来的钱，分给蚕农们，解决局部地区的“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或者干脆捐给国家——显然，他也并无如此计划。

　　胡雪岩的囤积，的确令他自己获得了极好的市场谈判地位。外商们愿意加价收购他手中的生丝，根据并不可靠的野史说，这一加价幅度高达800万~1000万两，但距离胡雪岩心目中的价位，还相差200万两，因此胡雪岩没有松口。

　　怡和洋行的档案表明，在1883年4月、8月，他们两度与胡雪岩接洽购丝，胡不肯让步，“自信心甚强，因为本季丝收极歉”。10月9日胡雪岩才“卖”了2000包给怡和，却不是单纯的销售，而是合伙经营（Joint account）——单价定价380两，但胡只卖一半，保留一半的股权，待这批丝出手后再与怡和洋行平分利润。这当然并非转卖，而是合伙。

　　更为吊诡的是，11月中旬，胡雪岩欠汇丰银行的一笔10万两到期，宁可续贷，也不愿意卖丝。续贷的10万两，由汇丰银行先交怡和洋行，再由怡和洋行借给胡雪岩，总的年利息为一分（10%），汇丰得八厘，怡和二厘。这其实是拿2000包生丝的预期收益作为抵押，从怡和洋行融资。这说明，一、胡雪岩的资金周转已经出现问题；二、他对生丝的行情依然看好。至于高调的所谓对抗洋商，则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胡雪岩考量的只是经济利益，与洋人是又对抗又联合，无关民族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