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京师危急，西后诏天下兵勤王，各省督巡观望待时，唯岑春煊以一甘肃布政使身份取道沙漠，千里勤王，“至昌平，入谒，太后对之泣”。慈禧狼狈出走，岑春煊随身护从。一夕宿破庙，岑环刀立庙外彻夜。慈禧梦中忽惊呼，岑则朗声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到达西安，慈禧哭着说：“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后来，慈禧果不负承诺，岑春煊官位直线上升，历任巡抚、总督、尚书等要职，位跻一品，权重一时。而岑春煊也确属清末能臣，疆事凡有不决者，慈禧多有所依仗。

　　1907年丁未政潮，清廷中的清流瞿鸿禨一派联手岑春煊，欲排斥浊流奕劻、袁世凯一党。隐藏在此次政潮背后的，却是两种形式的立宪派之争。瞿岑以地方派立场为主，奕袁则主张加强北洋系力量。而早在1906年七月清政府颁“预备仿行宪政”上谕时，岑春煊就积极主张变革官制，促进提早立宪，秘密派亲信到上海，并写信联络张謇，允资1万元（银元）支持江浙立宪派筹设立宪团体。丁未政潮中，岑春煊背后除了地方力量之外，还与流亡海外的势力颇有来往，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为岑春煊充当谋士。

　　丁未政潮以瞿岑二人败北结束。袁世凯攻击岑春煊的手法，则是将康梁（康有为、梁启超）照片与岑春煊的照片合成一帧，并通过奕劻呈送给慈禧。慈禧最恨康梁，但仍顾念“岑某有庚子旧劳，勿令难堪”，岑春煊遂以“开缺两广总督”身份在沪上养病。

　　岑春煊开缺后，对于时局，越来越不满。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岑春煊对此更为失望，称此局面为“吏残于上，民怨于下，譬犹厝火积薪，不可终日危亡之势，尽人皆知”。

　　1911年10月3日，岑春煊再次下台后，他如此评价他与当国者之间的矛盾：“比抵汉上，细审事机，知政府之发踪指示与川省之现办情形，均与鄙人所陈不无歧异。宗旨既各有所见，办法即不能强同，九牧十羊，事必隳坏。”

　　大厦将倾，岑春煊的立宪主张与施政观念，与当国者越来越乖离。他对10月10日夜发生在武汉的新军起事未必全无感觉，但更多的恐怕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

　　为历史开未有之局

　　1911年10月中旬，岑春煊抵达沪上，此时得知清廷已补授岑春煊四川总督。岑春煊对朝命再三辞却，清政府一再电恳其勿辞，保路同志会也宣言：“目前各衙门告示，除将军（玉崑）、岑宫保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无睹焉可耳”，川籍京官也入奏：“迭接成都、资州、重庆急电，呼吁声嘶，望岑春煊如望岁也！”岑春煊勉受川督。

　　岑春煊随后向清廷提出扩编军队、增拨枪炮子弹、发银百万两等要求。但其时，革命已经卷席东南数省，清廷饷困兵拙，筹饷、调军多为画饼，甚至于岑春煊所招的黎天才部，也投入共和阵营。岑春煊欲顺江西上，而沿江各省，皆已光复，欲借道江苏，而江苏革命已成。岑春煊欲为大清帝国尽最后一份力，也终于受挫。对于辛亥革命后清廷的局势，岑春煊称，“非至逊位诏出不可止也。”语带痛切，却也有驽马恋栈的诚挚。

　　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之下，昔日清廷的封疆大吏岑春煊转向了革命。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岑春煊向北京内阁发出赞成共和通电，敦促清帝逊位，“为世界历史开一未有之局，诚吾国之光荣也”。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战争爆发，两广将士们公推岑春煊为都司令。岑春煊在就职宣言中誓言：“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