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钨矿的稀缺性和军事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各国政府争相收购、囤积，外部需求激增。江西赣南的石英脉型黑钨矿储量为世所独占，其矿点分布密集、数量众多，矿床范围宽广、规模宏大，堪称“世界钨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和地方军阀围绕赣南钨矿的开采与经营，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较量。苏维埃政府逆取顺守，进退有常；通商惠工，善贾而沽，充分利用境内丰富的钨矿资源优势，从容解套开锁破危局。在毛泽民的卓越领导下，中央苏区的钨矿产业异军突起、产销两旺，成为红色政权的一大财政支柱和经济命脉。

　　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在加紧军事攻势的同时，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不断升级。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集团就准备输出稀有特产换取德国制造的精良装备扩充实力，并严格限制地方各派军阀插手经营钨铁等矿砂。因赣南钨砂多由广东出口，国民党农矿部曾派员前往广东“调查”，要求拟定“统一的外运办法”。第四次“围剿”挫败后，蒋介石进一步强化了赣南钨砂的统制专营手段，私商、民企被剥夺了开采、经营资格，矿工、砂贩丧失了讨价还价的权利。香港市价每担钨砂130多元，广东官方收购定价仅36元，即便如此，苏区钨砂还是找不到销路。

　　面对敌人的封锁，当时已被“左”倾势力排挤出中共决策层的毛泽东据理力争，坚决纠正单纯军事主义错误倾向，提出“一要打仗，二要吃饭”，必须加强经济建设。在他的主导下，1933年4月，苏区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相继成立，下设江西、福建2个省分局，15个县分局，并在水陆要冲设立了4个直属分局、11个采办处，着重沟通赤白区域间的物资交易，大力促进钨砂产销衔接。国家银行从发行的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拨出100万元作为外贸基金，毛泽民亲自出马，通过赣州地下党员和开明商人牵线搭桥，以每担钨砂52元的有利价位，跟广东军阀签订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

　　中华钨矿公司组织了100多人的运输队，把各处开采、收购的毛钨砂集中运送到白鹅洗砂厂，经淘洗、加工成钨精矿供出口。江口外贸分局打造了20多艘货船，配备了一支30多人的武装押运小分队，往返穿梭于白鹅圩至三江口之间，大宗输出农副矿产，输入日用百货等物资。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以储备公积金的名义，发动部下集资创办了双田公司，从赣南低价收购钨砂，高价倒卖到国外市场，大发其洋财。第一师师长李振球利用驻防赣州的便利，半公开化地介入江口外贸分局与双田公司的钨砂交易，也捞得个盆满钵满。

　　然而好景不长，1933年9月，蒋介石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军事战略，在中央苏区外围陈兵百万，同时设置了8个纵深130公里的封锁区，修筑了2900座碉堡，颁布了13种经济、交通封锁条例，发誓要让中共“未剿而先灭”、“不战而自亡”。广东军阀投鼠忌器，不得不终止了跟苏区的通商关系，转而配合北路军向会昌筠门岭推进。苏区钨砂滞销，价格暴跌，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中华钨矿公司流动资金告急，面临破产倒闭；中央财政收支失衡、国库衰竭，经济形势迅速恶化。

　　10月26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主动派代表向苏维埃政府输诚，随后发动了反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毛泽民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跟他们达成了“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协定，中华钨矿公司积压的钨砂被贴上“国防物资”封条，在十九路军的护送下，源源不断地从赣南经闽西向潮汕、漳厦出口，缓解了一时的危机。

　　遗憾的是，博古、李德们先是推行所谓的“以堡垒对堡垒”、“短期突击”之下策，把毛泽民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家底消耗殆尽。然后又实行关门主义，在蒋介石抽调优势兵力镇压十九路军时，没有及时伸出援手。蒋介石得手后，随即把十多万入闽作战精锐部队改编为“围剿东路军”，进攻中央苏区。1934年9月30日，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松毛岭失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陆续撤出战斗，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白色恐怖下，中华钨矿公司和外贸总局及其分支机构相继关闭、歇业，停止运转，来不及卖掉的钨砂，由留守部队带领群众转移、就地掩埋。至此，中央苏区的钨矿开采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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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央苏区创建到长征开始的时间里，以毛泽民为首的红色钨矿产业、外贸战线大军，产销钨砂7890多吨，获得了620多万元的现金收入，提供了七成以上的财政支撑，并以货易货换取了大量军需民用紧缺物资。苏维埃政府充分发掘境内的钨矿资源，凝就财力物力用在刀刃上，屡屡创造出战争胜利奇迹。对于中央苏区的钨矿开采，后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用一颗乌黑的石头，砸破了国民党经济封锁的水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