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的父亲也曾是林彪的部属。有趣的是，阎明称呼阎锡山第二战区部队时，时而用“国民党部队”，时而用“中国守军”，时而又用“中央军”、“晋绥军”，但也常常用“我军”。大陆的出版物，用“我军”称呼抗战时期与日军拼杀的国民党部队，是一种“突破”，更是一种回归。这是“常识”的回归，也是“良知”的回归。对于中华民族的后代来说，当年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国军”，不是“我军”是什么呢？难道是“敌军”不成？

　　1937年2月至8月，国共两党经过5轮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将中共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与国民党的军队并肩抗战。红军从赣、闽、鄂、豫、皖等地“长征”到西北，旗帜上写的是“北上抗日”。翻阅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可知在改编后，毛泽东立即为八路军确立“抗日原则”。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以及八路军各师首长，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9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再次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使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是，在整个抗日大局中，八路军并不起决定作用，因而决不能与日军正面作战，决不能与日军硬拼，这是其一。其二，八路军虽然名义上已是“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分，但在实际上应坚持“独立自主”，决不能真的听命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听命于委员长蒋介石。换言之，对日军何时“抗”、何处“抗”、如何“抗”，都要完全由自己做主。毛泽东发出这些电报时，“红军”已成为“八路军”，“红军”这名目已不存在。但毛仍用“红军”称呼自己的部队，这也颇耐人寻味。

　　林彪“惨胜”的两重意义

　　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打响第一枪，到被改编为“八路军”，中共的部队未与日军正面接触过。红军成为八路军后，很快就遇上了平型关战役。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八路军配合阎锡山作战。但是，在整个战役中，选择什么时机、什么地点介入，以及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则完全“独立自主”。林彪的115师奉八路军总部之命，从侧翼接近日军，寻找战机。阎明所著的《往事不忍成历史》中《平型关往事》一文，对“乔沟伏击战”有较详细叙述。林彪率115师越过五台山，穿过国军和日军的中间地带，悄悄到达平型关附近。据阎明书中说，林彪在这一带看地形时，“发现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有一条向北延伸的峡谷，这个叫乔沟的峡谷中段长约5公里，沟深20至30米。两壁十分陡峭，谷底狭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乔沟北侧200多米的山腰上有个关圣帝庙，庙后山梁叫老爷庙梁，是附近的制高点。乔沟是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必经之地，是我军理想的伏击地点”。林彪于是决定在这十分适合打伏击的地方与日军一战。他将指挥所设在一个山头上，安排部队埋伏，等候日军到来。林彪命三个团在两侧埋伏，又命一个团在外围游弋，牵制日军。这次伏击，115师算是全师出动。9月25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之一部分，进入乔沟伏击圈，115师居高临下发动攻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进入沟中的日军被全部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