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CC系发起文化建设运动，大搞复古主义。王新命、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散布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以反对西方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陈序经、胡适则宣扬“全盘西化”论进行抵制，他们认为，“中国本位的文化”不过是“中体西用”论最新式的化装，要反对“折衷”、“中国本位”等空谈，要“全盘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

　　中国共产党人对上述两种文化思潮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主张以科学的方法继承五四的科学与民主传统，倡导“新启蒙运动”。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考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和进程，阐述马克思主义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推进中国文化变革的基本观点，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总纲领，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纵观160多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不难发现，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我们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经过六十多年艰辛曲折的探索，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旧文化，开始确立中国历史上新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事业从少数人掌握、为少数统治者服务转变为由多数人掌握、为多数劳动者服务，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迅速提高。世界近现代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完结了。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顺应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国学才能兴盛起来，并对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较大的贡献；反之，国学就会衰落下去，最终被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潮流所抛弃。

　　人们之所以对“弘扬国学”、“复兴国学”等论断提出质疑，首先是因为对国学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有不同的认识，进而对是否有必要“弘扬国学”、“复兴国学”何以可能等问题产生了困惑。只有对国学的研究对象即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对上述问题作出正确的解答。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向度、不断发展着的思想体系。它包含的文化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古代文化系统而独立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现代文化系统之中。这样就构成了文化要素之间可离与不可离、相容与不相容的复杂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同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一样，都具有双重性。它既有劳动者的文化，也有剥削者的文化；既有统治阶级上升时期的文化，也有其没落时期的文化。

　　毛泽东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只有坚持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破除传统文化中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的糟粕，继承和发扬其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和长久生命力的成果，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某些国学爱好者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从传统学术特别是儒家经典中解析出若干超阶级、超时代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作为我们当今实现现代化的精神支柱，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文化观。笔者并不否认，传统文化包含许多普遍性的、跨时代的合理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外交等思想理论方面，在安邦治国、品德修养、成就事业等实践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