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这回可真是被激怒到了“非杀此人，不足以消吾心头之恨”的地步，但外界的舆论盯得太紧，再说，演礼仪，试龙袍在亟，节骨眼上，别败了自家的兴致，姑且饶他不死吧。心平气和了，袁的姿态摆得蛮高，只以澹然的口气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

 

　　章太炎在雪亮的剃刀下任意旋转头颈，不怕割断喉咙，真是好胆色，寻常的读书人哪有这份专捋死神虎须的神勇？他1906年东渡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说了这样的怪话：“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听了这席话，你就明白了，章太炎自称为“章神经”，纯属自鸣得意，并非自贬或自嘲。

 

　　中国历史几千年来，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一直罗网严密，又何曾有几人是佯狂的？箕子佯狂为奴，那是逃躲商纣王的屠刀，为了保命不得不如此；楚人接舆佯狂，遇到潦倒落魄的孔子，以半规劝半嘲讽的语气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身逢乱世，他也只能独善其身；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佯狂，个个不拘礼法，酗酒，打铁，吃药，耍青白眼，追姑妈家的丫头，均为玩世不恭，惟一的“亮点”是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他最终弹奏一曲《广陵散》——不知其他六贤是否到场掩面而哭——就被司马氏砍去了大好头颅；唐代的处士刘叉佯狂，只不过“野夫怒向不平处，磨损心中万古刀”，多半还是吞口唾沫忍了；宋代程、朱理学盛兴、能孕育狂士的特异子宫就越来越少；元代的王冕骑着青牛归隐九里山后，兴起时画画梅花，能保住节操而没饿死就算万幸，哪里还狂得起来？明朝大才子徐渭无缘无故将无辜的老婆当柴劈了（这一点与当代诗人顾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是真狂，病得可不轻，后来又豁然好了，不再磨刀，大家便原谅了他的凶行；到了清末民初，世道凌夷，风云际会，佯狂之士陡然多了起来，与章太炎同时代的“革命和尚”苏曼殊是癫的，“三副热泪”不离身的诗人易顺鼎是癫的，狂饮苦茶而伤身的黄侃（章太炎的高足）也是癫的，但他们都是为情而癫，惟独章太炎为政治而狂。对看不顺眼的政客和军棍子，他总是疾言厉色，恨不得将对方的耳朵拧下来，炒一碟下酒菜。曾有某省总督执贽而来，三句话不对谱，章太炎便以杖击地，怒骂那人是“北洋军阀的鹰犬”，将茶杯狠狠地掷了过去。那位总督平日作威作福惯了，这回却如同小鬼遇菩萨，哪敢抗颜顶嘴？赶紧抱头鼠窜，只恨爹娘生的腿短。

 

　　章太炎首如飞蓬，衣衫褴褛，有“邋遢相公”王安石之风。他持论偏激，行为怪诞，又不愧为“民国之祢衡”。他自称“章神经”，颇有自知之明。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他填写一份户口调查表，原是例行公事，章太炎却十分不满，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这与另一位洋傲哥的表现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人是谁？是英国文学家王尔德，此公赴美演讲时，海关检查员问他有什么东西需要报关，他说：“除了天才，别无他物！”真是神气非凡。章太炎精研佛学，青年时期曾想去印度出家，可惜川资困竭，徒有愿心而无法成行；中年，他被人诓到峨嵋山剃度，头顶还灼了两行香疤；晚年，他托杜致远代谋葬地，信中说：“刘公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家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岳飞）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兆而已。”他对明朝的那位智者刘伯温动了惺惺相惜之心，选择如此高明的芳邻，想必他做鬼也不会寂寞了。谁说他疯？他一点也不糊涂，心思可真够绵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