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碑林的第二展室中，立着一通高279厘米、宽99厘米的巨大石碑，这通碑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通碑可以说是碑林中在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石碑，每年都有无以计数的中外游客慕名前来参观。碑上刻有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字，它记载着唐代前中期来自叙利亚的聂斯托利教派（亦称景教）传教士在华传播基督教的重要史实，与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罗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摩押碑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授时碑并称“世界四大名碑”。这通碑中巨无霸现在十分知名，但鲜为人知的是，它在历史上曾经度过了一千多年默默无闻甚至艰难曲折的岁月，直到1907年丹麦探险家何乐模来到西安企图把景教碑运往西方，并仿刻它之后，景教碑才声名鹊起，享誉世界。

景教碑曾被埋入地下700余年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景教（基督教）在唐代流传情况，现在被认为是基督教传教史上最为重要的石质文献之一。它刻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碑文记述了景教于唐朝贞观九年（635年）由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传入西安，由唐太宗派高级官员携仪仗队去郊外“宾迎入内”，给予礼遇和支持，让阿罗本在宫殿中译经，在内廷中布道，并下诏准许他在京畿建造大秦寺。景教先后受到过唐太宗、高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诸皇帝的青睐、支持，在唐代前中期的传播已蔚为兴盛，按照景教碑不无夸张的说法，已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称，它是景教在大唐疆域内200多年日渐兴旺的记录者。但在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诏灭佛，祸及景教，大量景教僧侣被迫还俗或被驱逐出境。遭此打击之后，景教一蹶不振，并渐渐销声匿迹。大概也正是在此期间，景教徒为了保存景教旧物，以图东山再起，遂将景教碑埋入地下。这一埋就过去了700余年的时间，之后景教碑几乎彻底被人们遗忘了。

直至明天启五年（1625年），一说为天启三年（1623年），几位西安府工匠在盖房屋发掘地基时，才从地下挖出了正面朝下、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的景教碑。由于发现石碑上镌刻着从未见过的奇怪文字，工匠们迅即报告官府，地方官员遂将景教碑移置于西安城西郊的金胜寺（亦称崇仁寺、崇圣寺，约今丰镐东路空军某部院内）中，与其他几通该寺的维修记事碑并肩而立。发现景教碑的消息传开后，凤翔府举人张赓虞认为碑文与天主教有关，于是将拓片送交明末著名学者、天主教徒李之藻鉴定，被确认为珍贵的中国古代天主教历史文献。这对于明末清初热衷于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天”和“上帝”等字眼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来说，景教碑的重见天日，无疑是个绝好的消息。这样一来，他们不仅可以在中国典籍中找到天主之教在中国古已有之的佐证，而且现在有了确确凿凿的物证。

景教碑的出土地点，长期以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出自西安城附近，一说出自周至县终南山麓唐大秦寺所在地。虽然景教碑出土地点的争议尚难骤下结论，但是景教碑在出土后不久即被移置西安城西郊规模浩大的金胜寺却是不争的事实。从1625年起，就陆续有西方传教士和游历者深入中国西北内陆，前往西安金胜寺察看景教碑，虽然人数寥寥，但却向西方世界传递了景教碑状况的第一手信息。

金胜寺作为明清西安城西郊规模最大、建筑最为宏伟的佛寺之一，曾以“五百罗汉塑像”享有盛名，原本作为景教碑的栖身之地也颇为相宜。有资料显示，明清之际景教碑还一度被镶嵌在砖龛中加以保护。1859年前后还曾建有碑亭。但至清代同治年间，由于社会动荡，金胜寺被付之一炬，景教碑也就随之暴露在田野之中，与城郊的大量散见碑刻一样无人顾及，任其经风沐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