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锥，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这是李白一首著名的古风《侠客行》，诗中李白高度赞扬了战国时期侠义人物朱亥、侯嬴他们奋身救赵的壮举，对他们身上浓郁的侠义精神做了充分赞美。而诗中开头的“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生动的笔墨更是成了后来侠义人物的经典写照。李白，这一具有传奇色彩的诗人，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而是和侠义道有很大的关系，他所塑造的侠客形象以及自身极具侠义精神的品格在当时及后来都影响颇大，在今天也不无启发意义。

（二）

中国自古就有豪侠尚武的传统，这些扶危济困的侠士也得到了人们的称颂，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赞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但这些侠士的蔑视法律行侠仗义于大一统国家显然不合，就在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之后，韩非所言“儒以文犯法，侠以武犯禁”，秦对儒生和侠客的限制就得到了真正的落实。但秦很快覆灭，新建的汉王朝一反秦人之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儒生特别重视，儒家的正统地位也逐步得到确立。但对侠士，汉王朝以及后来的王朝奉行的一直是高压打击政策，尽管司马迁为侠士树碑立传大加褒扬，但看此后二十四史之中再无侠士的立足之地，从这里可以看到统治者对侠士的控制，同时也折射出在这种打压之下，整个社会侠风之沦落。

重儒轻侠，少了侠士的那份重勇尚武豪迈不羁的个性，中国文化似乎于此也少了几分精神，缺了不少传奇。魏晋南北朝，北方沦陷，国家大一统局面不复存在，家国残破与中国不重武功是有极大关系的，朝廷奔逃南方定都建康之后，东晋及南朝士大夫们谈空说有，沉浸玄理，对国家的统一不做任何努力，而在这种士风之下逐渐形成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情势中，世代簪缨的贵族子弟，发展到最后完全成了一副懦弱不堪的样子，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下的“涉务”篇即记载，“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宽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当时战乱甚多，这些士大夫经历战乱，命运十分悲惨，他们是“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卒者，往往而然。”这些缺少精神的士大夫们，人格也不健全，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说这些人是：“胡人蜂起，则引身而避；权臣篡窃，则改面而事。既不能戮力恢复中原，又不能维持小朝廷偏安的纲纪。在不断的政局变动中，牺牲屠戮的不算，其幸免者，亦保不住他们在清平时代的尊严。”士大夫之气，往往也是国家气象之代表，积弱不堪的中国，这时迫切需要一种阳刚劲健之气来挽救日趋颓靡不振的世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