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中自古帝王都，浩浩黄河，绵绵渭水，孕育了中华古国灿烂文化。但自盛唐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或南迁，或东移，“长安回望绣成堆”的盛景已是昨日黄花。汉宫内的编钟古乐已被历史的风烟吹尽，而黄土高原上的信天游依然鲜活嘹亮，回荡不息，听民歌，知民风。不曾听得一曲《走西口》，不曾学得两句《三十里铺》，乃枉来陕西一遭也。

因处四塞之地，山高路险，陕西逐渐沦为中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祖宗留下的唐宫汉殿与百姓世代蛰居的窑洞形成强烈反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塑造出了陕西人民勤劳、朴实、淳厚、容忍的个性。“莜麦辣子菜籽油，老婆孩子热炕头”成了他们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人称陕西有十大怪：面条似腰带，锅盔像锅盖，辣子也是一道菜，房子一边盖，大姑娘不对外，板凳不坐蹲起来，泡馍大碗卖，确企难分开，帕帕不装头上带，唱戏大声吼起来。其中每一怪都能讲出一个故事，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原因，而”吼起来”正是其地方戏——秦腔和民歌的特点。

贫瘠土地上的闭塞与沉闷使人性中自我表现、与人交流、感情抒发等受到了压抑，而人们又无时不在寻求机会来宣泄情绪，体现自我意识，喊和唱的方式就形成了特定条件下当地人的惟一选择。送亲迎亲要唱“盘歌”，拦来的要问，送亲的要答。喝酒要敬酒、猜拳、唱酒歌。在陕南巴山地区，沿崎岖山路背运货物的脚夫要唱“报路歌”，走在前面的人要将路面情况报知后人，提醒其注意，后者也用歌声做答，既传递了信息又解乏提神。这些民歌大都如同口语，信口唱来，曲调自由舒畅。如今走进陕西，如同走进民歌的海洋，那“道情”、“秧歌”和秦腔漫山遍野，信天游荡气回肠。

陕西男人的特点是粗犷，女人的特点是细腻。唱起歌来，男人要站得稳，挺得直，吼得响，拉得长，顺风势歌声可达十里之外，在那沟里梁上荡漾不息。正如“一声秦腔吼，八尺的汉子热泪流，出嫁的婆姨也回头”且听那位伫立山梁上小伙的歌声：

“哎——羊勒肚子手巾哟，三道道蓝，咱们见了面面容易，哎呀拉话话的难。”

“一个在那山勒上哟，一个在那沟，咱们拉不上那话话，哎呀招一招得手。”

“瞭啦见那村村哟，瞭不见那人，我泪格蛋蛋抛在哎呀沙蒿蒿的林。”

情发自内心，气出自丹田，音随情走，情真意切，音域起伏跌宕，直冲云端。相信不仅那小伙的心上人闻此声要登高“招一招手”，怕连过路的行人也要屏息肃立，向歌声传来的方向久久眺望。

陕西人嗓门大在宋代已闻名天下。当年苏学士以诗会友，问曰：“我与柳永何人词佳？”人对曰：“唱苏词需寻来八尺关中大汉，手持铁板唱‘大江东去’，唱柳词则要请二八佳人持象牙板唱‘小桥流水’。”东坡闻之抚掌大笑。可见自宋代关中汉子已以其雄健俊伟、充满阳刚之气而著称于世。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据说因米脂县水土好，女人们不仅个个细皮嫩肉，细腰丰臀，柔情似水，而且心灵手巧，善解人意。美籍华人杨振宁博士的老泰山杜聿明将军即绥德人，其夫人秀清女士乃米脂阎秀。夫妻同甘共苦，白头偕老，自成一段佳话。至今传唱不衰的《走西口》、《五哥放羊》把陕西妇女感情细腻含蓄，爱情专一持久的阴柔之美表达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