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学”之名，其源无以考索。版本目录学家、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得先生在《“四库学”的展望》中叙说曰：“‘四库学’名称，我不知何时始见于文献。1983年台湾计划影印文渊四库时，我写了一篇《影印四库的意义》一文中，即标出了‘四库学’一辞。”无独有偶，1983年7月出版的《汉学研究通讯》2卷3期上，发表了时任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所长刘兆的文章，题目为《民国以来的四库学》，文中说：“到了民国，从事《四库全书》有关问题研究的风气很盛，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为了使这门研究工作，成为有系统的学识，我称之为‘四库学’。”可见，“四库学”之名比较正式出现的时间大约是80年代之初。

　　

　　一

　　

关于“四库学”的发生，昌彼得先生曾有论说：“因为《四库全书》收录的繁富，修纂的过程又极复杂，故近代颇有专门研究其书的。或研究《四库》纂修的经过，或辑录有关《四库全书》的档案，或研究《四库》焚毁的情形，或研究《四库》著录图书的版本，或考证《四库提要》的谬误，故有‘四库学’之名。”台湾中兴大学胡楚生教授亦言：“盖自《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后，有关《四库全书》编纂之计划、编纂之人员、编纂之场地、贮存之地点、提要之撰写、检索之方式、编纂之得失等等，问题浮现，而逐渐形成一‘四库’之‘学’，深受学术界之关注。”这些解释可谓概括周全。但如果作更具体的探讨，笔者以为，如下两点是必须特别提出的：

 

首先，乾隆时期《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尽管清王朝在修书的过程中，焚毁、窜改大量典籍，但无论如何，清中叶以前中国文化的重要典籍大体上已收罗入《四库全书》之?，并在特定的视野中加以系统的部勒，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最为庞大与完备的知识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四库全书》并非一部孤立的丛书，与它相配套的《四库全书总目》不仅是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宏大、编制最为出色的一部书目，而且以其纵横八极的“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成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一部学术批评史和学术文化史。《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珠联璧合，旁加《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荟要总目》、《四库全书荟要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研究空间，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论题，潜藏着重大的学术价值，正是如上内容，奠定了“四库学”的根基。

 

　　其次，《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光耀夺目，但由于“成于众手，迫之以期限，绳之以考成”，“不免因陋就简”，“纰漏之处，难可胜言”。余嘉锡先生叙说其间的编纂问题说：“古人毕生精力，专著一书，其间抵牾，尚自不保，况此官书……十余年间，办全书七部，荟要二部。校勘鲁鱼之时多，而讨论指意之功少。中间复奉命纂修新书十余种，编纂佚书数百种，又于著录之书，删改其字句；销毁之书，签识其违碍，固已日不暇给，救过弗遑，安有余力从容研究乎?”正是因为问题复杂庞大，方有专门之学的发生。事实上，“四库学”正是以“究谬补正”为最初的台阶而展开自己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