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世界各文明古国就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字传承和文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埃及人用纸草，两河流域用泥版，印度人用贝叶，中国人则用竹木简牍。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早的甲骨文、金文，前者用于王室的占卜，后者则主要镌刻在铜器上。而简牍文书，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重要发现，但年湮代久，未曾把实物保存下来。直到上个世纪初，随着楼兰、尼雅汉晋文书和敦煌汉塞简牍文书的发现，才使我们对竹木简牍的形制、规格、样式和文字内容有了直观的了解。

 

一个世纪以来，包括北京、内蒙、河北、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广东、山东、江苏、江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在内的17个省、区、市都曾发现了不同时代的简牍和帛书。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岳麓书院和浙江大学等文博部门和大专院校还有数量不等的收藏，其总数超过26万件。简上书写的文字除汉文外，还有佉卢文、婆罗迷文、粟特文和后来的吐蕃文等等。简牍内容除了100多部典籍文献外还有大量的社会经济文书。名称分别为楚简、秦简、汉简、吴简、晋简等等以及前述各时代的出土帛书。

 

西北地区地处祖国边疆，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个世纪以来在甘肃、新疆发现的大量汉代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并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

 

 

简牍的使用年代在古书里很早就有记载。《尚书·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的“册”就是简牍用两道编绳联起来的形式，而“典”则是双手奉册之形。殷革夏命，是在公元前17世纪。如果这个记载不误，那么早在公元前17世纪，竹木简牍就已作为文字的载体进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这个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上世纪初在楼兰、尼雅出土的魏晋文书中，除了木简外，还有大量纸文书。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一现象说明纸张和木简正处在相互交替的过程之中，后者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如此看来，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4世纪的2000多年间，是简牍时代。2000年间，中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中国的古代典籍得以传世，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知识得以继承弘扬，是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

 

当然，甲骨、缣帛、金、石、玉、砖、瓦、陶、玺印、封泥、钱币等等，也都附着了大量文字信息，但它们一般都用于一些特殊的场合。只有简牍，才兼具取材方便、制作简易、书写适宜、传递便捷、保存长久等特点，因而成为华夏民族找到的最适合的书写材料。

 

正如中国古代用于日常交往的文字不是写在甲骨铜器上，而是写在竹木简牍上一样，古埃及用于社会生活的文字也不是写在建筑物的墙壁上，而是写在纸草上。正是这种纸草和留存后世的遗迹遗物承载了几千年的埃及文明。纸莎草是尼罗河两岸的特有植物，剥了皮，切成木简一样宽窄的纤维，横摆一层、竖摆一层，强力挤压粘合，再浸泡去糖，然后从水里取出晒干，就可以用来写字。埃及人就地取材，找到了这种适合自己的书写材料。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在亚力山大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其中收藏的70多万件卷轴书籍就是用纸草写成的。当时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都曾来这里读书、研究、讲学，成就了他们科学事业的辉煌。而亚历山大图书馆和那些用纸草制作的书籍，就成了古代世界智慧的宝藏和文明的灯塔。

 

现在战火烽飞，硝烟弥漫的两河流域，在古代却有着无与伦比的灿烂和辉煌。从公元前3200年起，先后出现过苏美尔王国、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巴比伦王朝、亚述帝国等等。他们发明的文字叫楔形文字，文字的载体就是泥板。用削尖了的芦苇把文字刻在泥版上，再把泥板晒干或烧干。这种文字看上去像木头楔子，所以叫楔形文字。以1851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正式宣布贝希斯敦铭文释读成功为标志，楔形文字释读成功。其中阿卡德文的释读开启了“亚述学”的大门，古波斯文的释读叩响了伊朗学的大门。截至目前，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了大约26万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砖，承载了两河流域和波斯高原的古老文化。

 

古代印度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经典是用梵文写在贝叶上的。贝叶是一种叫贝多罗树的树叶。这种树属棕榈科乔木，盛产于印度、缅甸、锡兰、马来群岛及热带非洲。树叶呈扇状，叶面平滑坚实，可书写经文。人称贝叶或贝多罗叶。《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就有（恭建那补罗国）“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的记载。用贝叶书写的佛经在我国和世界各大寺庙和图书馆都不难见到。

 

总之，文字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形态，而文字的载体则各民族各地区因时而宜因地而宜。华夏族选择了竹木简牍，它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

 

西北简牍的发现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开始是在清政府风雨飘摇、国势衰微的情况下，外国考察家、探险家一批批涌入西北，对大量千年古迹疯狂盗挖，所获文物陆续成了西方列强博物馆的藏品。最早的楼兰、尼雅魏晋文书和敦煌汉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与世人见面的。后来是在“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已经觉醒的情况下，由中国学术团体同瑞典斯文赫定共同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从1927—1935年历时八年进行了科学考察，著名的居延汉简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发现的。

 

1900—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进行了第一次中亚考察，在新疆尼雅遗址掘获魏晋汉文木简40余枚和佉卢文木简524枚,法国学者沙畹受斯坦因委托对此进行研究，先发表在1905的《亚洲人杂志》上，后又正式刊于1907年出版的《丹丹乌里克、尼雅与安迪尔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中。斯坦因将之附于同年出版的《古代和阗考》一书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