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规定则在照搬明朝法律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旗员历任外省，有在任所置产者，勒限责令，变价回旗。如有隐匿不报，查出财产入官，地方官失察，照例议处。”(《乾隆实录》卷8)就是说，不光限制官员购房，还限制旗人购房，凡旗人去外地工作，胆敢在工作地买房，其所买房产由朝廷强制拍卖，拍卖所得归政府所有。如发现旗人在工作所在地买房，当地官员也有责任向朝廷举报，如不举报，一旦查出，跟着买房人一起受处分。

明清政府何以要这样规定？目的是严防官员腐败，维护自身统治。毕竟官员收贿方式花样繁多，又唯独无偿或者低价受赠不动产最难查清，于是干脆就不让他们在工作地拥有房产。那些在任职地买了房的，会被默认为贪污，受到严惩。

明太祖逼官员给穷人盖房

《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七年农历八月，朱元璋给南京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在龙江找了一块闲置土地，盖了260间瓦房，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南京的官员很快执行了。一个月后，朱元璋又给上海(当时叫华亭县)的官员下旨，让他们对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修好后让没有住房的上海人居住。上海的地方官也很快执行了。

试点成功，朱元璋认为可以在全国复制“南京模式”了。当年年底给中央的官员下旨：“全国范围内，没饭吃的，国家给饭食；没衣服穿的，国家给衣服；没房子住的，国家给房子”。明太祖之后，各大城市的房价还是扶摇直上，朱元璋“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明清设“找房款”制度防炒房

明清时期没有人囤房，其原因就是“找房款”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刚开始我卖房时卖了你1万块，过了些日子，我发现房价已经涨到了5万块了，那么我拥有一次让你“找补”给我房款的机会，即卖方向买方追讨一部分货款，以补足商品的价值。

康熙六十年(1721年)，江苏武进人刘文龙将自己的一亩八分地以7两银子的价格卖了出去，时隔8年，刘文龙以“原价轻浅”为由，委托中介向买家“找”了1两银子。自明清到民国，找房款现象屡见不鲜。

清朝政府明文规定，允许卖方“凭中公估找贴一次”。即使买卖双方已经钱货两讫，房子也过户到买主名下了，如果后来房价涨了，卖方仍有权利让买方再掏一次钱。而且在历朝历代，朝廷往往都会限制一个人拥有园宅地的面积。如果购买超过指标，那么每超一亩就得挨十大板。

清朝为旗人建“经济适用房”

明朝以后，因为城市的发展，城市居民的住房渐渐成了执政者不得不关心的问题。于是，在清朝，经济适用房出现了。但清朝的经济适用房和现代的恰恰相反，清朝的经济适用房是专门为特权阶层建造的。

清朝初年，大批旗人来北京定居，清政府将汉人统统搬到外城去住，把内城腾出来给旗人。内城房子盖好后，清政府按品级给旗人分配，一品官20间，二品官15间，三品官12间，四品官10间，五品官7间，六品七品官4间，八品官3间，九品官和没有品级的普通旗人一人两间。

到乾隆年间，旗人越来越多，内城房子不够用了，而且一些旗人吃喝嫖赌，领的钱粮不够用，把政府分给他们的房子偷偷卖了出去。乾隆一方面继续给旗人盖房，另一方面开始搞房改：第一，国家不再给旗人免费分房(有特殊贡献以及跟皇室有特殊关系的旗人除外)，哪个旗人嫌房子不够住，可以向政府申请购买；第二，原来分到的房子可以卖，前提是你得把它从国家手里买下来，从公房变成私房，从只有使用权变成拥有所有权。

于是，旗人花了很少的钱，把原本属于公家的房子，统统变成了私人财产。乾隆四年，一个叫额森特的旗人交给内务府57两银子，就买下了一个坐落在正阳门外高井胡同、拥有三间正房两间厢房的小型四合院。这个四合院按市价，至少500两银子。像额森特这样享受到经适房的旗人，乾隆年间至少有50万人。

在清朝，不仅北京城里为旗人修建了海量的经适房，全国各地到处都有享受特殊优待的旗人居住区。以南京为例，当时明故宫至通济门的一大片区域都划给了满人。满族人聚群而居，因此南京人把这块地方称为“满城”。至今，在这一块区域内，还留有蓝旗街的名字，顾名思义，当时这里是蓝旗满人的经适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