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作者：《青年江泽民在上海》编写委员会，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汪道涵此行，无论是对江泽民同志或益民食品一厂都是一个鼓舞和推动，生产的势头越来越好，经过进一步的整顿和建设，不但恢复了老产品的生产，还开发出一些新产品。特别是在抗美援朝的推动下，益民一厂的食品生产进入高潮。但与此同时，国内镇压反革命工作也开始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活动明显地猖獗起来。特别是美军在仁川登陆，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蒋介石也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许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纷纷冒出来，在各地进行破坏活动，社会不得安宁。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针对镇反运动中存在的右倾倾向，进一步作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这时离10月8日毛泽东下达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命令，相隔只有两天。1951年2月20日，又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毛泽东起草的镇反运动的五项规定中，有这样的两条：“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益民食品一厂的领导层中知识分子多，留用人员多，地下党员也有几位，有不少人都被列为审查对象，其中包括厂长张学元及副厂长江泽民同志。

　　美国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中写到益民厂在镇反运动中的清查工作，他是这样写的：不久以后，政府掀起了一轮揪坏人的运动，把目标指向了“敌特、反革命分子和政治流氓”。上海市政府下令，所有的前地下党员都必须接受一段时期的“整训”，旨在彻底消除他们任何旧思想。“整训”的方式包括密集的讯问，以挖出国民党特务和暴露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

　　过去六年以来，江泽民一直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支持共产主义事业，他对接受这样的“整训”深感羞辱，并为由此中断他在厂里的工作而不快。当人们正在忍饥挨饿的时候，食品生产却要受到耽误。库恩在记述了这个过程之后，又进一步分析说，“中国企业都建立了双重的管理机制：一重是党的领导；另一重是行政或业务领导”，“党的领导体系掌握着大部分的权力”，“作为益民的党支部第一把手，江有效地控制了企业”，“这为他以后在党内晋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崛起的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来说，在工厂的工作经历被证明是他们提升的关键”。

　　江泽民同志担任益民食品一厂党支部书记的时间，为1950年4月至1951年10月。1951年10月4日，中共益民工业公司食品一厂第一届委员会成立，严琦任党委书记，梁志斌任副书记，江泽民、徐永强、方易、周金生为党委委员。1951年12月3日，江泽民同志担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厂长。

　　益民食品一厂在上海工业战线占有重要地位。1952年春天，戴锡可曾带刚从苏联回来的毛泽东前夫人贺子珍来参观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据说是有关领导部门想安排她任副厂长。但后来，贺子珍并没有上任。

　　2006年4月17日，在益民食品一厂老人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也回忆说：“我记得，我在益民食品厂，我工务科长当过，电务工场主任当过，动力车间主任当过，支部书记当过，第一副厂长当过。”对于担任党支部书记这一职务，江泽民同志带着无限的回味说：“我什么时候当支部书记呢？记得，1950年4月份以后，党的组织公开，当时厂里的党员也不多，原来由老区来的一位叫解幸生的同志担任厂党支部书记，后来党的组织一公开，我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党支部书记管的事还是比较多的。解放初期治安也不是很平稳，我经常和公安局的同志联系。这时，解幸生同志还在厂里。后来，大约半年以后，他离开了。解幸生是个好同志，人也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