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玺，可以说是文物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只有它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皇帝亲自使用过的。因此在它所呈现的历史事件面前，材质、艺术性这些平日衡量文物价值的关键因素则退居次位，甚至可以被忽视。

 

乾隆六十年，85岁的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第二年传位的同时他又传下谕旨：“朕归政后，应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太上皇之宝，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篆刻作为太上皇帝册，用彰熙朝盛瑞。”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制的这方“太上皇帝之宝”22.5厘米见方，为清代最大的皇帝御宝，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据北京故宫所藏的《乾隆宝薮》(乾隆御玺印谱)一书记载，在乾隆皇帝授意下，此后内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大小各异的太上皇帝御宝20余方。

 

其中有一方“太上皇玺”倒是极具特色，这方玺使用温润纯净的白玉刻制，整体呈圆柱状，上部做出土红色沁，显得古朴凝重。这是乾隆“太上皇玺”中惟一一枚圆形印面的玉玺。此玺“太上皇玺”印面以篆体阳雕“太上皇帝”四字，看得出，“太上皇帝”四字是有意识的被刻制成“十”字形的布局。这种布局始自于他的“信天主人”玺，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天恩八旬”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系列。此方“太上皇帝”圆玺便是此系列中的最后一方。

 

在这枚圆玺的玺壁上，通体阴刻《自题太上皇帝之宝》御制诗，诗云：“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袟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逞。自问生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这是乾隆成为太上皇一个月后，专门为刚制作好的“太上皇帝”玺而作的，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表露出此时乾隆帝的所思所想。在窗明几净的书房内，展卷研读宋代大儒家张载的哲学著作《西铭》，发万物一体之微，体乾坤大道之义，默会前贤，忘记忧愁，这恐怕也是乾隆帝理想中太上皇生活。而在此诗的自注中，乾隆也特别提到他成为太上皇后，摒弃了例行的加上尊号的繁文缛节，只是“命篆太上皇帝之宝”作为自己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的纪念。

 

 

作为乾隆帝太上皇时期的重要宝玺之一，此方圆玺经常钤印于内府收藏的书画之上，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韩滉的《五牛图》、晋代王献之的《中秋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唐寅的《品茶图》轴等都钤印有此玺。另外，在一些宫藏古器物之上也能见到，如台北故宫所藏新石器时代至夏代的玉圭上。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我们从当时法国海军上尉皮埃尔·洛蒂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当时有关这些御玺的情况：“1900年10月23日，星期二，北京在箱内的格子里，在那隐秘的双层底中，裹放着成百个君王的御玺，用整块玛瑙，玉石或金子制成。他生命中的任何情形及他在位时的任何法令都需要这些沉重的印章，这些无价的玉玺，在皇帝下葬后，没有人再碰过，在这里已经沉睡了两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