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刻景教碑漂洋过海

1908年2月29日，何乐模押运仿刻碑乘坐美孚石油公司汽轮“肯尼贝克号”离开上海，开始了第二次环球航行的后半段。至此，从1907年4月10日抵达天津，至1908年2月29日离开上海，何乐模在中国已驻留了长达11个月的时间。

“肯尼贝克号”从上海起程后，途经马尼拉、新加坡，经印度洋，过苏伊士运河，于5月23日抵达波士顿，受到了包括哈佛大学研究生、报刊记者在内的不少民众欢迎。6月3日抵达纽约。

前已述及，何乐模行程万里前往西安，希冀能获得景教碑原碑，始终怀着“获利”的目的，所以他将最初筹募的启动经费就直接称为“投资”。他希望将仿刻的景教碑运到纽约后，美国的博物馆、大学或富有的收藏家能斥巨资收购这通景教碑，以弥补自己环球航行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但令何乐模始料未及、大失所望的是，由于当时美国出现了经济危机，原来曾对何乐模获取景教碑计划表示支持，对收藏景教碑抱有浓厚兴趣的博物馆、机构以及个人，包括教授、神职人员和媒体等都对仿刻碑交口赞誉，但却都不愿意出资购买。虽然何乐模对美国文博机构和富有收藏家无人收购仿刻碑怀有强烈的愤懑之情，但也只能无奈接受无人出资购买的现实，他想通过仿刻景教碑获利的想法至此完全破灭了。按照何乐模在1917年的估算，他前后为获取仿刻碑筹募投入的经费约为21800美元左右，但却无法收回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何乐模只得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签订协议，同意将仿刻景教碑作为“借展品”陈列在该馆，每周5天免费参观，其余2天也仅收0.25美元门票。尽管起初的协议中规定借展时间仅为6个月，但实际上却从1908年直至1916年，持续了8年之久。在此期间，何乐模一方面为著名的史密森学会工作，利用其在东亚的经历和获得的知识，协助整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藏品，并任职哥伦比亚大学；另一方面，何乐模接受欧美各国大学、博物馆、文博机构乃至私人的邀请，频频发表自己在中国获取仿刻景教碑“历险”过程的演讲。

1916年，纽约一位富有的天主教徒乔治·利里夫人出资约7000美元（还不及何乐模为获取仿刻碑投入经费的三分之一）购买了仿刻碑，捐赠给教廷下属的罗马拉特兰博物馆。10月21日，何乐模乘船从纽约出发，亲自押运仿刻碑前往意大利。11月26日抵达罗马，何乐模代表利里夫人将仿刻碑赠送给教皇本笃十五世，教皇向他赠送了个人的肖像照片，并题字赞扬他为获取仿刻碑所作的努力。何乐模在罗马的10周时间里，会见了多位红衣主教、博物馆长、中国和美国驻罗马公使等人，使得他前往西安获取仿刻景教碑的事迹在欧洲广为传播，影响极大。

仿刻让景教碑扬名世界

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不仅是晚清中国西北内陆发生的一件大事，而且在当时的欧美、东亚等地均引起重大反响，大大提升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

有关此次前往西安获取仿刻景教碑的成果和影响，何乐模本人认为有五个方面，分别是：首先，获得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精准的仿刻碑，并于1917年初放入罗马拉特兰博物馆永久展出。

其次，从1908年到1916年，何乐模在出售仿刻碑无望的情况下，向希腊、印度、委内瑞拉、丹麦、加拿大、德国等13个国家的博物馆、大学等赠发用有色石膏依照仿刻碑铸造的模造碑。以上所涉13个国家分布在欧洲、北美、南美和亚洲。应该说，何乐模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向博物馆和学术机构分发、赠送模造碑的举动，真正使“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国际上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影响。

第三，由于何乐模在西安仿刻景教碑的行动，引起了清廷和陕西地方官府的警觉和重视，风吹雨淋了300余年的景教碑被移入碑林，得到妥善保护。在何乐模看来，长期以来，西方驻华传教士和北京外国公使馆虽然努力多次，但均未能促成景教碑的永久妥善保护，而他深入中国腹地仿刻景教碑的行动才最终推动了原碑移入碑林。

第四，何乐模在欧洲和美洲的大学、博物馆、学术团体乃至私人聚会上等，就其赴华历险和景教碑的论题发表了50多次图文并茂的演讲，这些活动对景教碑的宣传，远远超出了以往西方传教士和少量学者们所撰论著的影响。他本人也为此获得了无数殊荣，仅在1902~1922年间就获得勋章44次，并成为13个国家下属的29个地理学会、考古学会和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的金质奖章获得者、荣誉会员、通讯会员和终身会员。

第五，何乐模不仅接受众多国家报刊记者采访， 经由西方媒体发表其获取仿刻碑的经历，而且还整理自己在华的日记，在诸多国家的科学期刊、通俗杂志、报纸上撰写学术、考古报告，以及普及性文章，并于1923年在纽约、芝加哥、伦敦和爱丁堡四地同时出版了《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一书，销售一空后，1924年即再版印行。何乐模的大量著述与其广泛演讲相互呼应，通过多种途径宣扬了个人的冒险经历和重要成果，同时也促进了西方国家学者、民众对景教碑以及西安、陕西和中国的认识。

当然，何乐模所提出的这些影响都是从肯定个人成就的角度出发评述的，而纵观当时的中西方舆论，尤其是欧美人士，对他的行动也并非一片赞扬之声。

由于此前大量来华的所谓“探险家”、“旅行家”、“学者”等西方人，在北京、洛阳、西安等古物众多之地频频有偷窃、破坏、割取文物古迹的行径，日渐引起国人和在华西人的关注，何乐模此次获取景教碑未成后仿刻景教碑运往纽约一事，经由中西报刊报道，使得当时人尽皆知。在华西人团体为了阻止西方人借助其治外法权等特权在华肆无忌惮地采取卑劣手段低价购买、偷窃文物的行径，于1908年成立了中国文物委员会，作为与西方各国地理学会等组织沟通联络的桥梁，以通报在华盗取文物的所谓“学者”和“探险家”的姓名、身份等，进而达到阻止乃至消弭西方人盗取、破坏中国文物的目的。值得指出的是，该委员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轰动一时的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一事所促成的。

西方人对何乐模获取仿刻景教碑实际上一直存在褒贬并存的两种观点。不过，大量的荣誉还是为何乐模在欧美各国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有关他的行程报道经常见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的报端。1916年之后的何乐模依旧活跃于欧美各地。1917~1918年在丹麦、瑞典和挪威居住，此后返回纽约。1919年10月9日在纽约与美国银行票据公司董事长的独生女儿玛格丽特结婚。同年出任古巴红十字会驻美国的特派员和总代表。1923年6月接受宾夕法尼亚州希尔大学的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一说为文学博士学位），以作为对他中国探险成就的褒奖。1930年3月9日，何乐模因罹患肺炎在纽约的一家旅馆去世，享年49岁。按照他的遗愿，其骨灰被抛撒在大西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