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图“偷梁换柱”以假换真

由于玉秀和尚拒绝出卖景教碑，西安的西方人团体也不赞同何乐模运走景教碑的计划，更加之官府对其行踪密切关注，这些因素都使得何乐模只能退而求其次，按照从伦敦出发之前设想的第二种方案，仿刻一通一模一样的景教碑运往西方。当然，从何乐模事后在波士顿等地的演讲来看，他似乎一度还有“偷梁换柱”以假景教碑换真景教碑的想法。这种说法在以往中文论著中也有记述，不过，核实而论，要想将原碑搬走，再把新雕凿的仿刻碑竖立起来，这比运走原碑的计划更不可行。因为景教碑体量巨大，重达2吨，搬动、装车就需要三四十人，一搬一换之间，耗费的人力更多，也就更容易被官府发现，所以何乐模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计划。

按照获取仿刻碑的计划，何乐模与一位西安石匠签订了仿刻景教碑的“协议”，由该石匠与另外三名工匠仿刻一通同重、同质、同大的石碑，费用为150两银子（约100美元）。考虑到仿刻景教碑的工期较长，自己驻留西安无疑会引起更多猜疑，所以何乐模在签订完租房、刻碑等协议之后，便于6月29日主动离开了西安，以掩人耳目。

1907年6月29日，何乐模与翻译方贤昌、仆役马四等离开西安。他们选择了翻越秦岭，乘船沿丹江、汉江前往汉口的路线。在抵达河南荆紫关时，何乐模派遣方翻译原路返回，直抵富平，与来自西安的石匠一起前往富平采石场选择与景教碑同等材质、同等大小的石料。在从富平采石场运回西安时，故意选择了“南辕北辙”的路线，即先向北走，然后绕了一大圈折回，并且避开了从西安城中经过。石料运抵后，就由方翻译监督工匠开始仿刻景教碑。

虽然何乐模临行时一再叮嘱方翻译注意保密，切勿频繁出入西安城，但恰恰是这位方翻译，在何乐模离开西安期间，屡屡从租住的金胜寺前往城中活动，很有可能当时就已经向官府报告了何乐模的各种计划，而有着确凿史料记载的是，他向自己的哥哥、天津的大收藏家、丹青高手方药雨（原名方城，改名若，字药雨）透露了何乐模仿刻景教碑、觊觎景教碑的消息。方药雨感觉事关重大，旋即告知在清廷学部任职的好友、金石学家罗振玉。罗振玉当即向学部汇报此事，请求尽快通报陕西巡抚、提学使等采取预防措施。这也正是后来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原碑移置碑林的缘起之一。此事在罗振玉所著《雪堂类稿》《集蓼编》《五十日梦痕录》中均有所记述。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何乐模在《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中对翻译方贤昌多加指责，称其为“无赖、恶棍”，例证就是方贤昌在富平采石场曾经自称是老板，对人颐指气使，以至于富平人和金胜寺住持玉秀和尚都对他极其不满；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方贤昌在了解到何乐模仿刻景教碑的种种计划之后，通过一些渠道向北京进行了汇报，并在后来被何乐模解雇、返回天津后，又向多家中文和英文报纸“揭露”何乐模的行动，从而也使得何乐模“偷梁换柱”的计划彻底无望。如果站在当时国人的立场来看，方翻译也堪称一位默默无闻的“护碑英雄”。

何乐模经蓝田、龙驹寨、荆紫关、老河口、襄阳、樊城等地，于7月18日晚抵达汉口。在汉口期间，何乐模一边等待仿刻碑的消息，一边处理个人事务，与包括丹麦驻汉口领事等在内的中外知名人士也多有交往，还曾前往武昌参加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庆祝光绪皇帝诞辰举办的宴会。

“真假”景教碑“各得其所”

何乐模在汉口接到西安传来仿刻碑即将雕凿完工的消息后，于8月17日夜乘坐京汉铁路火车离开汉口，前往郑州。18日下午抵达郑州，随后前往开封，在爱尔兰籍邮政局长的带领下考察了犹太教遗址。何乐模此举是为了对比开封犹太教石碑与西安景教碑的一些特点，从而确证景教碑并非少数西方学者认为的是后人伪造的碑刻。他在郑州接到方翻译从西安发来的电报，称仿刻碑已大致完工。何乐模遂从郑州启程，途经洛阳时还于9月2日在外国传教士的带领下考察了龙门石窟，拍下了自称是世界上第一张正面的卢舍那大佛的全景照片。9月16日再度抵达西安后，何乐模仍居住在德国籍邮政局长邵穆劳菲尔位于城内西北穆斯林聚居区的宅邸中。

9月17日，何乐模在金胜寺见到了雕凿精美细致的仿刻景教碑。他采用原碑照片、拓本与仿刻碑一一对照，并要求刻工进行了补刻工作，使得仿刻碑与原碑在文字、图案乃至碑面凹凸之处都一模一样。何乐模认为既然仿刻碑已经完工，行将起运，也就无法再继续保密了，所以19日索性前往陕西洋务局，邀请该局官员和长安知县等人当天下午前往金胜寺察看仿刻碑。而陕西洋务局官员也在衙门里用红葡萄酒和日本产的啤酒招待了何乐模，这让何乐模备感自豪，称自己是第一个在陕西洋务局中受到官方款待的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