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会上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要对这样1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他提出“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这些问题。

　　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逐步深入，党内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人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总结会上，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就包括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指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胜利，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做出不朽的贡献，但毛泽东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在分析他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邓小平认为，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拿出1个东西来”，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邓小平说，很显然，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1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1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党中央于6月间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国庆30周年的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这个讲话必须对建国30年的历史作出总结，必然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邓小平对这个讲话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说，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1个新的水平。

　　中共中央对这个讲话十分重视，成立了1个以胡乔木为主的起草小组，从6月底开始工作。整个起草工作，是在中央常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中央决定这个讲话稿必须提交9月底召开的四中全会上通过。

　　8月下旬，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就讲话的初稿提出了重要的意见。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起草小组进行了修改，9月1日，修改稿报送中央负责同志。3天后，邓小平再约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他说，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毛主席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所做的贡献，讲得太弱了。还是要讲在30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30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报告。小平同志强调：现在要注意，有些从“左”的方面来攻击党的人，也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这是1个新动向。所以，这个稿子要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要使人看了文章以后得出1个总的印象，我们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稿子第二次修改后，小平同志看了很满意，他说，这样讲就好了，就讲够了，讲毛主席的好处，毛主席的贡献这样讲够了。

　　9月下旬，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叶剑英的这个讲话稿。

　　9月29日，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表了这一重要讲话。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1个初步的总结，作为党的文件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强调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1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对我国进行了长达10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讲话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对我们建国30年来的成绩，作为历史的主要方面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叶剑英在讲话中宣布了我们党准备对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1个正式的结论来。这就拉开了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序幕。

　　11月，中央组织了由胡乔木负责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小组，邓力群等20多名理论工作者参与起草。中央常委由邓小平、胡耀邦来指导这项工作。到1981年6月，整个决议的起草与修改历时两年，邓小平始终充当了《决议》的总设计师的角色，为《决议》的起草付出了他的智慧和心血。这期间，他同起草小组的工作人员，或者在中央会议上进行过十六七次的谈话，他关注的核心是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1980年3月，胡乔木等人拟出了《决议》提纲，送给邓小平审阅。

　　3月19日，邓小平约请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他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邓小平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好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他说，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还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邓小平最后说：“对历史问题，还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