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也是武则天的丈夫。武则天从他的手中夺走了政权，建立了短暂的大周王朝，让李姓男人们着实丢了一把脸。因此，历史上对唐高宗的评价是“昏懦”。最晚从欧阳修撰《新唐书》以来，就把他当作“昏懦之主”。那么，高宗果真是一个“昏懦”之君吗？不尽然。

有人认为李治并不昏懦，他之所以被如此评价，只是因为后世的历史学家为了防范武则天式的改朝换代再次出现，因而不遗余力地丑化武则天，连带着也把唐高宗弱智化了。在这个丑化的过程中，以宋代史学家如司马光等人发挥的作用为大，这又与宋代曾有多位太后深入参政的政治现实相关。

　文治武功不逊于李世民

唐高宗是掩盖在李世民和武则天光环之下的一个男人：不争气的儿子，懦弱的丈夫。对于高宗，自古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他放在太宗的光环中考察，即使对他在位期间的政治评价，也会和贞观之治联系起来：“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明了高宗的政绩。

那么，究竟是他本身懦弱，还是历史学家把他写懦弱了？答案应该是后者，有几点可以证明。

其一，唐高宗做太子的时候已经跟武则天发生了不正当关系。那时候武则天是庶母，是母子关系。如果二人暧昧之事被唐太宗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至少要被废掉太子之位。他敢做这件事，可见他不胆小。

其二，唐高宗继位之初，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把持朝政大权，唐高宗不服，要夺权。当时唐高宗的势力还无法与长孙无忌相抗衡，但是他经过不懈的努力还是夺了权，最后把长孙无忌贬至外地，致其自杀而亡。

其三，从高宗时期的历史发展来看，他的功绩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任何一个皇帝，包括他的父亲。

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暂停了对辽东（高句丽）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650年），召集众地方官询问百姓疾苦，鼓励臣下就国计民生发表意见。

他也很善于听从劝谏。有一次，他出外打猎遇雨，就问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一点水？”臣下说：“要是用瓦做，就不会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应出来打猎游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评。显庆元年（656年）,高宗再次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花费很多，应该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发。高宗虚心采纳。这种虚心求谏的政治作风与太宗如出一脉。

高宗对于法律建设也十分重视。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着名的《唐律疏议》（与《罗马法》并称），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宽平公正，犯罪率较低。史载，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只有两人需要判死刑。

高宗时期的军事成就也不容忽视，唐朝在这一时期灭亡了东西两个大敌：西突厥与高句丽，也顺带压制了一下日本的气焰，换来了中日千年和平。单从征伐高句丽的战果来说，太宗李世民曾亲征却徒劳无功，而后来高宗先后派大将苏定方、李绩（即李世绩）、刘仁轨以及薛仁贵经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灭了高句丽，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显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