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由相知而产生的相互依赖。毛泽东、周恩来彼此有着很深的了解，对对方的为人和心理特点都心中有数。毛泽东认为周恩来“是个好人”，他没有个人野心，因此也从不拉帮结派，而且他精明能干，办事极负责任。反过来，周恩来视毛泽东为“帅才”，是理想的领军式人物，他善于抓主要矛盾，不喜欢在细节问题上作过多的纠缠。这种由相知产生的相互依赖，使他们之间的智能互补获得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埃德加·斯诺说过：“他们两人的关系，最恰当的说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人的工作作风和性格为人，相差很大，但毛同周相辅相成，共事37个年头，彼此信任，又相互依赖。”② 加拿大学者切斯特·朗宁在《中国革命年代回忆录》中写道：“在毛身上，周看到一个受革命的西方思想鼓舞着的领袖人物，看到一个根据自己是农民儿子的经验而创造发明了一个新型务实主义的中国哲学的人。周自己没有个人野心。他在毛身上，看到作为领导人应具备的品质，而这些品质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人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农民阶层，并且已为导致现代革命的变化献身，只有这种变化，才能使国家现代化和挽救中国。在周身上，毛看到对事业全心全意献身，准备做任何牺牲的一个聪明过人、宽容大量、第一流的组织者和政治家。他在周身上，看到他具有鼓舞别人献身革命的卓越才能，而这样的革命能够把中国从外国压迫和内部一蹶不振的状态中挽救出来。”③

　　毛泽东讲起话来，常常是海阔天空，国内国外，滔滔不绝，但综合起来，要点何在，如何贯彻，别人未必全明白，但周恩来却领会得比较透彻。余下的事就由他组织去办，而且办得井井有条。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向来是不大轻易抬举人的，但他承认“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周恩来有罕见的把握事务本质的能力，他能从一大堆复杂的事务中迅速分辨出哪些是主要的、需要立即解决的，而把无关紧要的东西撇置一旁。即使是一团乱麻他也能迅速理出头绪，所以毛泽东多次称赞周恩来是个“好管家”。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才智十分佩服，但他也并非在毛泽东面前诚惶诚恐。有人认为延安整风后，周恩来便对毛泽东产生了某种迷信和恐惧，我并不这样认为。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周恩来发表意见还是相当坦率的，如1954年他便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我国的自然科学很落后，社会科学不一定落后，革命胜利了，又有毛泽东著作。不，社会科学的水平还是很低，革命的胜利是由于政治觉悟，我们还很少把革命经验提高到科学理论水平上来。”① 这虽然讲的是事实，但在党内敢说这种话的恐怕也不多。由此说明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周恩来当时的心态是比较自由和放松的。当然，在政治舞台上，周恩来也自有他的一贯风格，这便是拥护特定时期的最高领导人，不组织属于自己的宗派，避开意识形态的争论，对外部环境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适应性。

　　(二)
　　社会上普遍流行一种说法，即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或者说“谋事在毛，成事在周”。这种说法一般来讲当然是对的。自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的合作格局逐步形成并固定下来，毛泽东统筹全局，着重于战略设计，周恩来负责具体组织和政策的执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周恩来还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建国初期，有人曾问过周恩来：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恩来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样的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① 这些情况难免给人们乃至不少研究者这样一种印象，即周恩来没有多少思想和决策能力，从而直接影响到对毛泽东、周恩来之思想比较的深入。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很难设想，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不需要经常做宏观上的战略思考。实际上，周恩来也是一个有战略眼光和重大决策能力的政治家。英国人詹姆士·麦克唐纳的说法比较近情。他认为周恩来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在政策决定之前当顾问，二是在政策决定之后当执行者。② 在不少宏观问题上，他的思想和毛泽东是有差别甚至是有重大差别的，而且即便是执行决策，也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推演过程。周恩来多次说过，毛泽东是搞战略的，他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虽然是自谦之词，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实施政策的过程是一个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因而也需要讲求方式、方法和策略，有时还要加以必要的修正。周恩来许多重要的理论创见恰恰是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产生的，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政策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基本依据的。但由于时空的转换，这个讲话的不少内容并不完全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周恩来正是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在新的历史制高点上推进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毛泽东的思想自成体系，这是公认的事实，至于周恩来的思想是否是一个体系，这里不作妄断，但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领域的问题进行过深湛的思考，却无人可以否定。周恩来知识结构上的均衡，在国内外的政治家中都是罕见的。毛泽东的思想与周恩来的思想在不同的主题、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等问题上构成十分复杂的对比关系，只有进行扎实的比较研究，才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他们的政治性格和理论贡献，以及他们的一致与分歧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

　　首先，从不同的主题来比较。毛泽东一生主要的理论创造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对中国国情的熟悉和对人民大众需要的敏锐直觉，使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成功结合，圆满地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在怎样推翻一个旧世界的问题上，无人比他更有办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有若干重要的理论创造，其中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取得的正确认识，后来被有机地融汇到邓小平理论之中。但从总体上看，在怎样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方面，他的知识和经验逐渐呈现出较大的局限性。与之相比，周恩来缺少毛泽东那种革命年代所需要的领袖人物的超凡想象力，特别是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国情的认识与毛泽东存在一定的差距。在遵义会议上，他全力推举毛泽东，说到底，是因为他深信这场革命注定需要一位深谙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状况和习性，以及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和运行规律，而且具有杰出军事才能和超凡魅力的人来领导才能成功。然而，在怎样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周恩来特别富于远见卓识。他牢牢抓住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几个重要条件，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尊重知识分子、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等。当然，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周恩来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尤其是他也难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其次，从不同的领域来比较，毛泽东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举世公认。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的军事和政治谋略使中共屡屡出柳暗而见花明。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推举为党和红军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这决不是什么偶然。对于一个从事武装斗争的政党来说，军事才能是决定谁成为领袖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周恩来最早就是把毛泽东当作一个军事天才来看待的。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受到排挤，而周恩来却尽力争取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作战。他在给中央局的电文中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① 。延安时期，周恩来又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在政治上纵横捭阖的能力。1943年8月，他在回到延安的演说中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② 这表现了对毛泽东领导能力的心悦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