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情场、战场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负方面，独握大权”之时，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

须知学良于1928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东北当局当年处于日俄夹攻之中，据说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张”的建议。其实反过来说，“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在中国边患史中，安禄山、石敬瑭、张邦昌、吴三桂和后来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吗？学良何尝不可依违其间，待机而动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

再者，张少帅亦未尝不可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寇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作了个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寇，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那时少帅还不过二十九岁，满腔热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谋深算炉火纯青的老官僚李鸿章看齐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读历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当事人的动机，而作其“诛心之论”了。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

显然的，张学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愿作帝国主义傀儡的骨头，也是引起九一八事变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证实，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行动。老实说，那也是“北伐”以后，蒋李冯阎三年内战的必然后果。事变既发，张学良之“抵抗”与“不抵抗”，是不会改变事变之结果的；而况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这“不抵抗”三字的黑锅，在当时真是“国人皆曰可杀”。而张氏为此三字之冤不辩一辞；并从而戒烟去毒，浪子回头，洗心革面，知耻近乎勇，却是很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了。西安事变，这件历史事实，今后恐怕要被史家争辩一千年而终无定论。但是，事变中的若干史实也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第一，事变之发动是激于张学良对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公必欲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太过。学良口劝不动乃贸然实行兵谏，希望蒋公不为已甚，张氏这种心理基础，盖亦为史家所不容否认者。

第二、西安事变之发生，建议为杨，主动为张。迫至骑虎难下之时，学良“问计无人”，致使精明而识大体的周恩来变成“谋主”。这点也是不争之论。

不过话说回来，“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尝不无实惠。盖西安无变，则蒋氏之剿共战争，以蒋之个性，势必坚持到底。然证诸世界各国近代史之各种实例，这一剿共战争，将伊于胡“底”，实无人可以臆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古人说，扬汤止沸，莫如去薪。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不谋釜底抽薪，专求扬汤止沸，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枪杆来剿共，就是扬汤止沸；何况外患紧迫，大敌当前，有谁能保证，一把野火就把共产党烧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变，未始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再者，西安事变之圆满解决，对当时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国统一，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战，根据当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以当年日本侵华的气焰来推测，南京之抉择在“抗战”、在“忍辱”，其结果并无轩轾。所不同的只是：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而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公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公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总之，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出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

（责任编辑：清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