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指南车，在宋以前的文献中也叫“司南”，是一种木制的、靠机械结构的运动来固定指向的器物，如果孙机的论点正确，这也就与天然磁性材料指南无关了。
“司南”之辨
1937年，37岁的英国生化学者李约瑟在三名中国留学生沈诗章、王应睐、鲁桂贞的影响下，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决心学习中文。他每周向捷克汉学教授古斯塔夫·哈隆学习两个小时的汉语课，课本就是哈隆正在翻译的《管子》。
1942年9月，李约瑟受命于英国皇家学会，准备到中国陪都重庆担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机构”代表。1943年春天，他首先到了中国昆明，考察了处于战争边缘但仍保持非凡创造力的学校和实验室，随后便到重庆就职。李约瑟在中国的4年中，到过川、滇、豫、陕、鄂、甘等很多地方考察，与从实验室中的科学家到乡野村民沟通，收集了大量与传统科技有关的资料，在他1946年离任回英国时，已经收获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他回国后不久，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演说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中国人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无疑是造纸及印刷术、磁罗盘和黑火药”。
但无论是“三大发明”，还是“四大发明”，司南都被认为是磁罗盘或指南针，而司南到底是什么？不但当时的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人也并不完全明白。就在李约瑟在重庆、敦煌、北平等地考察中国古代文明之时，王振铎刚过而立之年，也因抗日战争而迁到了四川。
抗战前，这位燕京大学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就已经完成了“张衡地动仪”外型和内部结构图的绘制，并完成了关于其工作原理的论文。在辗转于川滇后方的艰难迁徙中，他仍然没有停止考古与复原古文物的工作。
从王振铎完稿于1947年12月15日的一篇论文可知，“三十四年十月”(即1945年10月)，他已经开始在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做人工磁体和天然磁石勺型司南在地盘上指极性准确性的试验，在此前，他已经完成了司南形状的设计和玉床琢洗的阶段。
在这个复原和实验的过程中，他将司南设计成了一个“勺”型。对于这个“勺”型的来源，王振铎根据的文献是明嘉靖通津草堂本流传下来的东汉王充《论衡·是应篇》通行本。其中对王振铎的复原工作起到决定作用的几个字是“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现代汉语的解释即为：“如勺之司南，投转于地盘(东汉占卜器具)之上，勺柄指南”。
也就是在这十二个字的指引下，一个磁勺放在方盘上的造型诞生了。这个造型，成为日后中国人重新认识司南的开始。但是，按照这个造型制作出来的磁勺如何指南，却是数代文物工作者的难题。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学者孙机在2005年第4期《中国历史文物》上发表的《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一文中，提到了更古老的《论衡·是应篇》版本——前北平历史博物馆旧藏残宋本，存卷十四至卷十七。宋本中相应的这几个字为：“司南之酌”，“酌”字一直至元本都没有改变。而“酌”与“杓”在古文中是意思完全不同的字，“酌”训“行、用”，也就是司南的使用。
一字之差，不但关涉的是司南的造型，而且在于司南到底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另外，“其柢指南”中的“柢”字，在《集韵》 、《广韵》中，都是指“碓衡”。碓衡是一段横木。而这与司南车上木人指方向的臂部相当。(孙机《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
孙机于是提出，司南其实指的是指南车，这样一来，“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的现代汉语解释就成了：“使用司南车，把它放置在地上，其横杆指向南方”。
不仅宋本的《论衡·是应篇》中为“司南之酌”，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清朝本涵芬楼盛名通津草堂本中，宋刻元明补修本《论衡·是应篇》中，用的也是“司南之酌”。该本虽为清朝本，但因是“宋刻元明补修本”，所以还是延用宋刻时的“酌”字。
而指南车，在宋以前的文献中也叫“司南”，是一种木制的、靠机械结构的运动来固定指向的器物，如果孙机的论点正确，这也就与天然磁性材料指南无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