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很久他们才知道，在陈寅恪先生离世后，同样是疾病缠身靠药物支撑的师母唐筼停止服药，４５天以后７１岁的唐筼离开人世，到九泉下追随她挚爱一生的丈夫。

 

作为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度过最后岁月的见证人之一，蔡老师所著的《仰望陈寅恪》（２００４年出版）一书《金明馆里的文盲叟》一文中是这样概括陈先的最后２０年的：

 

陈寅恪先生在康乐园度过的最后二十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９），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体而言，这个被他本人称为“栖身岭表”的时段，并不是寒气逼人的漫漫长夜，其间也有阳光和欢乐，尽管悲怀时有流露。至于“白发书生神州泪”，毕竟是生命落幕之前的短暂场景，而且也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遭遇。和同时代人相比，可以说他活得有尊严，也死得有尊严。尽管海外学者对“陈寅恪之死”议论纷纷，但亲身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暴风雨的人，却感受到在天翻地覆的１９６９年，一位学者的死讯能够见报，虽不算殊荣，也可算殊遇了。

 

 

蔡鸿生教授和姜伯勤教授时希望更正一些近年来在陈寅恪热中出现的一些误传。比如很多书中都说陈寅恪先生上课坚持“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蔡老师说他从没听陈先生这么说过，即使陈先生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很多人对此话的理解也有误差。所谓的不讲绝对不是只字不提，相反，陈寅恪先生对各种研究进展和史料史籍都很重视，尤其重视海外的学术进展情况。他曾郑重告诫学人：“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户造车之比。”由此可见一斑。

 

又如很多书中将陈寅恪先生说成是精通数十种外语和多种古代语言的语言大师。蔡老师说这样的说法也是不严谨和不准确的。因为陈寅恪先生在海外游学时做的课题多是比较研究的，外语对他而言，更多的时候是绝对的研究工具，尤其古代语言，有的时候一个词根就会考证出一段文明交流史。这种做为研究使用的古代语言和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那种精通和“四会”是基本不搭界的。蔡老师告诉我说，陈寅恪先生在中大所带过的最后一位研究生胡守为教授在解放初曾看到过一份陈先生自己填写的履历表，在外语一栏里陈先生只填写了德语。这当然与陈先生在德国游学最久长达四年有关。无需质疑的是，陈先生可以熟练使用多门外语，但把这种本领神话了却有悖陈先生一生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相信陈寅恪先生在天之灵也是不高兴的。

 

 

１９６９年陈寅恪在广州逝世。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６日，陈寅恪与夫人的骨灰落葬在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庐山管理局将建墓的山命名为“景寅山”。

 

祖籍江西修水的陈寅恪，１９２９年出资在庐山购买了松门别墅，接其父亲上山定居。他的侄子、中国著名植物学家陈封怀１９３４年与胡先骕、秦仁昌创办了中国第一座正规植物园——庐山植物园。１９９３年陈封怀病逝后也归葬庐山，陈氏五杰当中有二杰长眠于此。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