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点2003年新增的藏书，挚爱之一是刚刚出版的《傅斯年全集》。对关注近代中国研究的读者说来，头痛的问题之一，是望眼欲穿企盼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文集的出版，却偏偏难以如愿。傅斯年就是这样的不应缺席的迟到者之一。

 

尽管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已经出版了他的两部传记和一部选集，然而对中国大陆的知识阶层来说，傅斯年(1896—1950)恐怕仍是既熟悉又生疏的名字。近代中国有几件大事是广为人知的，但这些大事与傅斯年的关系，知道的人却不一定很多。

 

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史、史学史、教育史、学生运动史和政治史，他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

 

 

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傅斯年为主任编辑的《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后来，胡适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断言：“《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这里也许体现着胡适对《新青年》主将陈独秀思想容易波动、有时没有深思熟虑、缺乏前后一贯性的不满，但确实反映了《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傅斯年本人从1918年1月发表《文学革新申义》支持文学革命至1919年底，他先后在《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和《新潮》上发表了文章和新诗等共64篇，鼓吹自由思想，批判中世纪思想文化，向往社会主义，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十分引人注目。研究新文化运动自然不能不读读傅斯年的有关著作。而在五四爱国大游行中，举着大旗走在北大队伍最前列的总指挥就是傅斯年。

 

 

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历史研究是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学科之一，里面就包含着傅斯年艰辛耕耘的成果。往日由于材料分散，人们很难了解他的有关成果，《全集》的出版解决了这一难题。

 

1927年春，他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系主任。一年后，又负责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后，他担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22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翻开《全集》第六卷，一篇篇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报告和其他相关文献，记下的就是中国史学研究进展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从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子崖等处的发掘，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馆都藏有大量明清档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档案在清末曾被视为无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而辛亥革命后日本的一家公司已经立约买下，打算运回日本。罗振玉、马衡等著名学者曾为保护这一无价之宝出了大力，傅斯年建议时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蔡元培出钱买下这批档案，最终避免了一大劫难，直至今天，中国史学研究仍深受其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