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乎此，便不能理解，沈曾植的不少名作是兴之所至，率性而为。比如他在京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做章京时，一次俄国使臣喀西尼将拉特禄夫《蒙古图志》里所载的《唐阙特勤碑》等三篇碑文送到总理衙门，说是请教，其实也是个故意考校的意思。沈曾植就写了三篇精彩的考证性跋语，使俄国人大为佩服，“译以行世，西人书中屡引其说，所谓总理衙门书者”。倘若没这个刁钻的俄国使臣，说不定沈曾植就懒得写这三篇考据文章。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曾记道：“乙庵与客（即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谈契丹、蒙古、畏兀儿国书及末尼、婆罗门诸教源流，滔滔不绝，座中亦无可搀言。”正是遇上了伯希和这样谈论学问的好对手，沈曾植才会滔滔不绝，以致旁人都插不上嘴。据沈曾植的学生胡小石说，沈曾植竟能背诵《资治通鉴》。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能否一字不漏地全背下来，怕真不好说，但沈曾植熟读《资治通鉴》并下了很深的功夫，这是毫无疑问的，可他并没有写一部有关《资治通鉴》的书，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我们不免要遗憾，因为这种以学问自娱的态度，沈曾植的许多精彩论断如咳吐珠玉，随风而逝，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感到幸运，如果没有这种态度，沈曾植也许只是一个专家而不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古代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梁启超曾言“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沈曾植正是这样一个纯粹的大学者。以沈曾植之风范，回看今日为职称、为成名、为升官、为做老板而努力读书努力写论文努力出专著的专家学者们，不由得要如孔夫子般喟叹一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