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善于讲话，也不习惯发表演说，我一生就没有做过教师。这次来到日本，在东京朝日讲堂谈过一次我五十年的文学生活。这是破例的事，这是为了报答邀请我来访日的朋友们的好意。我始终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中我靠边受批判、熟人在路上遇见也不敢相认的时候，日本朋友到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很可能问的人多了，“四人帮”才不敢对我下毒手。为了让日本朋友进一步了解我，我讲了我自己的事，我也解剖了自己。

 

　　我正是因为不善于讲话，有感情表达不出来，才求助于纸笔，用小说的情景发泄自己的爱和恨，从读者变成了作家。1928年在法国写成第一部小说《灭亡》，寄回国内，由朋友介绍在一份当时的权威《小说月报》上发表，顺利进入了文坛。

 

　　过一年半载，就用不着我自己写好稿到处投稿，杂志的编辑会找人来向我组稿。我并未学过文学，中文的修养也不高，唯一的长处是小说读得多，古今中外作品能到手的就读，读了不完全忘记，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杂货”。

 

　　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40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了同敌人战斗。那一堆“杂货”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武器，我打仗时不管什么武器，只要用得着，我都用上去。

 

　　前两天，有一位日本作家问我，你怎么同时喜欢各种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呢？我说，我不是文学家，不属于任何派别，所以我不受限制。那位朋友又问，“你明明写了那许多作品，你怎么说不是文学家呢？”我说，唯其不是文学家，我就不受文学规律的限制，我也不怕别人把我赶出文学界。我的敌人是什么呢？我说过：“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

 

 

　　从1929年到1948年这20年中间，我写得快，也写得多。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觉得仿佛有什么鬼魂借我的笔为自己伸冤一样。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绝望地乱搔头发。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

 

　　我最近还在另一个地方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几十年前同一位朋友辩论时就说过：长得好看的人用不着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个丑八怪，不打扮，看起来倒还顺眼些。他说：“流传久远的作品是靠文学技巧流传，谁会关心百十年前的生活？”我不同意，我认为打动人心的还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这仍然是在反对那些无中生有、混淆黑白的花言巧语。我最恨那些欺世盗名、欺骗读者的谎言。

 

　　在最初的20年间，我写了后来编成十四卷《文集》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里面有《激流三部曲》，有《憩园》，有《寒夜》。第二个20年里面，新中国成立了，一切都改变了，我想丢掉我那枝写惯黑暗的旧笔，改写新人新事，可是因为不熟悉新的生活，又不能深入，结果写出来的作品连自己也不满意，而且经常在各种社会活动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写作的机会更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