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三智道商国学院名誉院长

 

　　和汤老先生一席谈，感受到的是他的乐观、开放，不仅仅是性格，在学术研究上同样如此。这位学贯中西的老人，婉言谢绝了“国学大师”的称号，而对时下颇有争议的“国学热”又有着包容的心态。尽管年事已高，汤老的逻辑却极其清晰，对历史脉络有着清晰的认知，对未来发展也有明确的判断，提起《儒藏》编修的事业，更是满腔激情。

 

　　文化复兴与新轴心时代

 

　　在20世纪最末的一两年，也就是1998年、1999年的时候，似乎在世界好几个地方都同时提出新轴心时代这个观念来。比如在美国，哈佛大学提到了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在法国，巴黎大学也提到新轴心时代的观念。恰恰在这个时候，在中国，费孝通先生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也提出了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在那之后，香港杂志《21世纪》也连续发表了三期关于新轴心时代的讨论。

 

　　为什么我们会提出新轴心时代的观念来？因为我们看到，在21世纪，这个世界可能会有一个大的转变。雅斯贝尔斯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每一次文化上的飞跃都会燃起新的火焰来，像在欧洲、中国和印度等等这些地方，会出现一种文化复兴的状态。21世纪的中国正处在一种民族复兴的状态中，而民族复兴一定要有文化复兴作为精神支柱，所以在中国，可能会有一种新的文化复兴的出现。从21世纪初开始，国学逐渐热起来，国学研究得到了比较普遍的重视。不仅在中小学、大学，在社会上，例如一些社区、街道也有国学热的状况。出现这些状况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找到民族精神的支柱，必须要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才行，如果不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那就很难实现民族复兴的要求。

 

　　在欧洲，前几年出版了一本《欧洲梦》，书中要求一种不同于美国状况的欧洲精神。20世纪的后半期，首先是出现了解构主义来解构现代性，认为现代性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比方说自由经济，如果经济完全没有控制，就会导致像今天的金融危机这样的问题；又如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当然是很好的，但是理性主义如果做不好，就可能变成工具理性或者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就使得人文精神受到消减，所以《欧洲梦》首先是要解构它，这个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末，又出现了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只是把现代新的弊病解构掉，可是并不知道到底要建设什么东西。他们就借助过程哲学，主张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因为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出现了很大问题，战争、工业的发展等等事情把地球破坏了，地球被破坏的结果就是人的生存条件受到损害，所以他们主张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倡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其中特别有一个观点认为，人只要过相对舒适的生活就可以了，不要过奢侈的生活。因为现在的状况是一部分人过奢侈的生活，从而引起人与人之间很多的矛盾，所以它一方面主张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另一方面，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又主张过舒适的生活，这可能预示着欧洲会有一个大的转变。

 

　　印度也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国家，这从国大党再次当选就可以看出来。国大党的纲领就是要把国家建设成一个印度教的国家，使印度教在生活的各方面都起到一个主导作用，也等于是要回归传统文化。中国要回归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我们自己的道路，印度也是要从传统文化中发展自己的道路，欧洲是要以区别于美国的形式来发展自己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雅斯贝尔斯最后提到这三个地方有一个文化上的复兴。因为轴心时代指的是轴心文明，因此我看新轴心时代应该会在21世纪逐渐地形成，现在只是萌芽状态，还没有真正地完善或者形成。就中国来讲，虽然国学被大家提倡，但是并没有造成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影响。“欧洲梦”也还是个梦，并没有实现，因为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还不是西方的主流文化，西方主流文化现在还是现象学、结构主义思想等等。总体的形势可能是这样一个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