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1910.11.2~2005.4.24），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

费孝通的一生，是创造奇迹的一生。

青年时代一举成名，奠定社会学一代宗师之名；中年历尽坎坷，备经磨难，23载寂寂；1980年后，以70高龄复出，重建中国社会学系，足迹踏遍千山万水，参政议政，未泯政治童真；老来依然一书生，惟心系天下，志在富民。

费孝通先生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1928年入东吴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1933年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官费留学资格。在出国前，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时迷路，误踏虎阱，腰腿受伤，王同惠出外寻求支援，不幸溺水身亡。1936年底赴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师从人类学泰斗马林若夫斯基。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江村经济》，又译《中国农民的生活》。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

1955年他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曾任国务院民族事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第六届中央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春费孝通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奖章，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费孝通获《大英百科全书》奖。曾在加拿大作《中国的现代化和少数民族》演讲。1992年费孝通发表《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收入自己80年代以来考察沿海乡镇企业的主要研究报告，就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在改革和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费孝通的社会学其实就是中国的乡土社会学，是深深扎根于中国这块土地的，从来没有与中国的实践脱节。在他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游学东西，求证南北，无不一以贯之地从所从事的专业出发而关注民生，而他的洋洋著述也绝少那些空谈性命的空疏之学。

费孝通的乡土情结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他进行农村田野调查这一环节，事实上，为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志在富民”——才是他大半个世纪来苦苦追寻的所在。

在马不停蹄的考察中，费孝通提出了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等各具特色的地区发展模式；在研究一个个以当地传统为基础的地区性农村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他又提出了区域发展的构想，包括黄河上游、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长江经济带、珠江三角洲等影响重大的区域发展问题。

1983年11月3日，时任中央领导人的胡耀邦看了费孝通写的《小城镇 大问题》以后，曾经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党内的一些同志看，他在批语中写道：这本小册子是值得一看的，文字将近四万，太长了一点，但是好看。费老毕竟是一位有专长的学者。而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一定的思想启迪。

2000年元月，费孝通在《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中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他也不可能想到他这短短几句话却打中了我这个知识分子的心，真的做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之相交，以心换心’。”

费孝通在93岁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最近一段时期，我把自己多年来的一条基本思考路线打通了，理出了一个框架，就是“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觉——天下大同”，其中包括了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条具体路线，即“江村经济——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

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和坎坷人生，他更有这样一段自述：

“我一生写作自以为是比较随意的，秉笔直书，怎样想就怎样写，写成了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和别人的毁誉,这种性格的确曾给我带来过没有预计到的人生打击,但至今不悔。而且今天我还这样做。”

事实上，费孝通始终坚持认为，“用文字来写作是文明时代一个社会成员参与集体生活时应有的一种自主和自由的行动。”

在20世纪的中国人文学者中，几乎无人能像他那样把学问做到浅近而平易，无人能像他那样将“学人话语”化为“经世致用”的举动；而且几乎无人能以一生之心力，孜孜以求，“穷经皓首，志在富民”。

在费孝通先生的身上，更叠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际遇，侠骨柔肠；及至治学参政，书生意气，受尽磨难，仍与执政党肝胆相照。

费孝通更是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的见证人。

（责任编辑：昭君公主）